张玉菡

原文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第7期，注释从略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不久搬进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同时也把在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迁了过来。从渔阳里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在这一地块很快铺开。仅仅一年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围绕中共建党活动，在此前后，党的许多重要机关、旧址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从酝酿建党的渔阳里到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树德里，这一里弄街区围绕着当年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展开，可以说是中共创立的摇篮。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使得这样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来到这一街区，并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呢？

一、复兴公园街区的区位环境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更有利的生存和政治活动空间

从复兴公园街区的开发历史及城区相对位置来看，1920年前后，该地块新辟不久，尚属城乡接合部，房屋稀稀落落，行人车马稀少，环境较为偏僻，因此亦显得更为安全。而且这里比邻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公共租界东区和法租界旧区，经由已经修筑好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等主干道，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上述商业文化繁盛区。从级差地价来说，这里相比较公共租界中区和法租界旧区，房价更低。租住房子又多为石库门里弄建筑，因而房租也比较便宜。据杨小佛回忆，1924年，他们一家租住环龙路7号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住宅，每月租金是7元。而中共一大会址的房子，当年为两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内部打通，据房屋女主人薛文淑1957年12月回忆：“房子是李汉俊接洽的，接洽好了就搬进去……房子是普通的，不是考究的。当时只有16元钱一月房租，因为经济上不很宽舒，就住这种房子。”

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1号的《投稿简章》中提到：“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沈雁冰回忆，建党前后，李汉俊努力为《新青年》写稿，还给《小说月报》写了很多稿子，以换取每千字五元的报酬来维持革命生活。虽然李汉俊家由其兄李书城担负家用开支，但居住在这样的地块，房租不用开支太多，而且生活便利，可以维持比较体面的知识分子生活，自然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从政治环境来说，这一街区位于法租界，在治外法权、政局稳定、司法程序、人文社会环境以及所崇尚的价值理念等方面，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华界、公共租界更有利的生存和政治活动空间。

与公共租界一样，法租界也拥有与中国官府分庭抗礼的权力系统，在辖区内行使自己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拥有独立的警察和武装军队。租界的存在，使近代上海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格局，从而使得统治上海的中国官府在政治控制方面形成了一些空隙。这样，就为中国政治性团体组织逃避晚清政府或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威压客观上提供了空间。同时，租界实行的西方政权管理模式、较为民主的政治氛围、繁荣的经济、崇尚言论自由的舆论媒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又为现代政党政治提供了滋生、发展的土壤。

在价值理念方面，法租界较公共租界又有不同。“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边是商人寡头挖空心思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专制官僚自称要为共和理想服务。”也就是说，法租界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同时，“还向外输出她的公共利益原则，人人有权享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和社会各阶层权利平等的原则”。比如安装自来水，公共租界是由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与有支付能力的顾客之间签订供水合同，而法租界则是向英国公司购买自来水，通过一些公共水龙头，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另外，法租界更注意城市的规划和美化，在市政建设上更为注意细节，比如房屋的修建图纸、材质等规定要报公董局相关部门审核、在道路两侧种植了成排的梧桐树等等。因此，相比较而言，法租界具有一定的人文情怀，更适宜居住，而公共租界却散发着浓厚的商业气息。中国的现代政党分子基本属于新型知识分子，“文人”多喜浪漫，多喜人文氛围，因而更喜欢居住在法租界。

从租界的政治模式和崇尚的价值理念对于革命党人的直接影响上来说，公共租界巡捕房可以直接命令巡捕去捕人，而法租界却要经由巡捕房上报领事批准再下达巡捕房执行。公共租界崇尚经济实用的价值理念，使巡捕房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答应捕人或放人的要求。

如郑超麟曾回忆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一群“人犯”尚在巡捕房时，公共租界巡捕房索价二万元可以不引渡。法国领事却经常要坚持他们的价值理念，不肯轻易为中国政府所利用。同时，法租界批捕的程序也容易为革命党人的逃脱和营救提供机会。况且，法租界当局中不少人受法国崇尚共和理想文化的影响，开明正直，甚至同情中国革命，在关键时刻往往能给予中国革命者力所能及的方便。曾任法租界巡捕房第三把手——特级督察长的薛耕莘回忆说：“法租界当局中某些人物的政治见识与公共租界方面不尽相同，更由于有一些比较开明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一点。”

二、复兴公园街区是国民党领导人的住宅、活动机关集中阵地

复兴公园街区特殊的较为优越的区位环境，吸引着不少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选择到这里安居。从1915年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诸多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领导人物就集中在这一区域赁屋居住，设立革命机关，开展革命活动。而上海中共建党主要领导人又与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复兴公园街区成为中共诞生的摇篮，也顺理成章。

1915年10月底，陈其美设中华革命党总机关部于霞飞路渔阳里5号（今南昌路100弄5号），同时在萨坡赛路14号（今淡水路92弄2号）设立秘密机关，在霞飞路宝康里（曾为淮海中路315弄，今为上海广场）34号等处，设立实行部机关。这几处都在法租界中北部地块，组成了中华革命党在上海从事反袁斗争的指挥枢纽和行动中心，也为后来孙中山及国民党在附近租赁寓所和设立事务所奠定了基础。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纷纷回到上海。1916年6月至1917年7月，孙中山秘密租赁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其间与宋庆龄一直居住在这里。1918年6月底来沪后，入住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寓所，直至1925年3月12日病逝，在上海时期即住此处。

1916年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由日本东京迁上海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此处亦相应改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另外，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蒋介石等国民党内资深人物或新生人物在此前后也都住在附近。

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物与国民党领导人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早年曾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和柏文蔚一起组织参与过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陈独秀任督府秘书长。老渔阳里2号本是柏文蔚寓所。陈独秀1920年到上海时，柏文蔚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和长江上游招讨使，带家属赴任去了。因此，在同乡老友汪孟邹的联系下，陈独秀入住此宅。

中共成立之初，被日本驻华情报人员认为是“上海共产党副首领”的李汉俊和国民党人渊源也很深。他的胞兄李书城是资深同盟会会员，他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成为戴季陶、沈玄庐等主持的《星期评论》的重要人物。1920年初，《星期评论》社编辑部迁到了他和胞兄李书城的家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顺昌路自忠路东南）。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1920年春到上海时，落脚的地方也是《星期评论》社。1920年秋冬，陈望道、李达住到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戴季陶亦曾参与其中，沈玄庐还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机关旧址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本来就是戴季陶的住所。外国语学社开办时，张继等曾帮忙与法界有关系者打招呼。戴季陶、沈玄庐、张继都是资深国民党人。参与中共建党的邵力子住在《星期评论》社斜对门三益里5号，时任国民党重要报纸《民国日报》主编。

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博文女校董事长徐宗汉是同盟会重要人物黄兴的夫人。如同上文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机关主要安置在或围绕着陈独秀、李汉俊的寓所，陈独秀、李汉俊等党的创始人又与国民党有着如此深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建党前后的主要机关设在法租界国民党人聚居区一带，也是自然。

《新青年》南北同人分裂过程中，陶孟和给胡适信中曾说：“仲父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亦可与此互相印证。

三、与陈独秀对法国的共和制度、价值理念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关

从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和陈独秀的言论主张来看，似乎陈独秀在《新青年》被赶出法租界之前对法租界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愫。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是在旧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今太仓路嵩山路西南）。1920年南下上海，入住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发行所设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路）上。1921年底，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说：“陈似乎更愿意在法租界而不愿在公共租界居住，可能是他错误地以为在一个共和国政府管辖下比英国人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可享有更多的自由。”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在会审公堂庭审时，“法庭陪审推事对陈说，中国和法国都是共和国，他作为一个法国人，同陈一样热爱自由。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听起来是不错的，但在实践上，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此看来，英国驻上海情报人员和法国陪审都认为陈独秀对于法兰西共和文明有着一种感情因素。

在陈独秀的言论主张中，也可以看到他对法兰西文明的推崇。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他评价法兰西文明在西方文明中具有先导地位：“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认为“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皆法兰西人之赐”。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时，亦提出仿法国制度设大学委员会办理全省新教育的建议。可见，此时陈独秀仍是比较推崇法国的教育制度。上海法租界移植了法国的政治模式、价值理念，是法国人试图在东方土地上建立的另一座巴黎之城。因此，陈独秀将对法兰西文明的这种感情移诸于法租界也是自然的，选择居住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也不是偶然的。在陈独秀的引领下，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纷纷前来，以陈独秀寓所为中心，展开建党活动，活动机关自然也设于附近，如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又新印刷所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顺昌路西南）、1920年10月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今自忠路顺昌路西南）。

由上观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依托复兴公园街区展开早期建党活动，与这一街区的社会环境、宜居环境、地域特点、法国人的价值理念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及其与国民党人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联系。建党前后党的机关集中在这一街区，应该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