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菡
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从1920年至1921年，五四运动后仅仅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便开始了；仅仅两年，中国共产党便宣告正式成立。在这一过程中，苏俄、共产国际哪些条线的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在发挥作用？其又是怎样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文拟从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中国谈起，探讨从1920年4月至1921年7、8月间，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关系。
维经斯基来华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后机构及其工作思路
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驻中国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称“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更进一步说，近年来最新披露的苏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苏俄、共产国际对华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革命工作，始于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东方民族部同年12月21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时，认为“此举奠定了我们对远东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基石”。
1. 维经斯基的身份及其上级领导机构的演变
在一些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人物的回忆中，维经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档案资料显示，1920年4月，维经斯基以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的外交科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因此，最初派遣维经斯基的机构属于俄共（布）系统，而不是共产国际系统。维经斯基这次在华工作时间为1920年4月初至1921年1月中下旬。在此期间，他的领导机构发生了几次变化。
首先是1920年5月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简称“东亚书记处”）。东亚书记处作为主管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各民族共产党工作的临时集体领导中心，由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领导组建，驻地设在上海。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组建东亚书记处，是为了将“现有为远东工作的各机关集中于一个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汇报设立东亚书记处的意义、工作计划及其开展的工作，试图说服共产国际执委会，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因为同年9月15日之前，“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无论西伯利亚还是国外的东方各民族党的工作，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管辖”。
东方民族部于1920年4、5月开始筹建，7月27日召开的第1号会议决定了该部的名称、成员、任务、经费、组织计划和机构。8月10日，东方民族部中国处书记、东方民族部主席电报指示在《北京报》工作的伊万诺夫，要求他转告维经斯基，“东方民族部已经成立，主要领导者是加蓬、布尔特曼、冈察洛夫，办公地点在伊尔库茨克，它负责领导东方国家，诸如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的共产主义工作”，将很快发送“工作计划和指令”给他，要求维经斯基“尽快汇报在中国工作人员的信息和情况”。自此，维经斯基转入俄共（布）系统的东方民族部工作。
1920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维经斯基因接到不了解情况的B.N.霍齐姆斯基的通知，一度服从8月刚抵达中国的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优林的领导。东方民族部发现这一问题后，随即明确指示维经斯基，“您同优林的关系应当仅仅表现于他对我们工作有用时便与之接触”，“必须消除这种由优林引起的完全偶然的障碍”。
尽管东方民族部统筹远东革命工作是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授权的，并且东方民族部在同各方交涉时一直强调它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但由于俄共（布）、苏俄政府乃至远东共和国的各条线都各自派遣力量开展远东共产主义工作，导致各方相互掣肘，工作推进困难重重。因此，考虑到“面临任务的宽泛性和复杂性，只有掌握全面情况的组织才能胜任之，共产国际就是这样的组织”，东方民族部特意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向中央提出关于本部直接隶属共产国际的问题”。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同意了此项请求，并对远东相关工作机构进行了调整。1921年1月，由东方民族部改组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负责统筹远东各国共产主义工作。维经斯基的隶属关系亦随之转到共产国际系统。
维经斯基隶属关系的变化，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在远东的领导机构经历了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到东方民族部、再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反过来，从苏俄、共产国际在远东的领导机构开展工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东方民族部，还是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优林对维经斯基的指示与争夺，都体现出对维经斯基一行在华工作的重视，也证实了维经斯基一行在华工作的重要意义。
2. 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推动中国建党思路分析
利金于1922年5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可以帮助我们从苏俄视角来理解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苏俄、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建党的思路。该报告指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从最初几个月起，推进工作从两条路径进行探索。第一条路径是由“工人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很快，这条路就被发现行不通。因而，中国的建党工作只能走另一条路径，即“通过党的知识分子团体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由“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利金认为，“这是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工作策略特点”。
为什么在中国建党只能走第二条道路？这恰恰反映了1920年前后中国建党工作的现状。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因而在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努力“与劳工为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可以说，他们在建党的道路上正在探索和推进。来到中国的维经斯基及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抓住了在知识分子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且深入工人中开展工作的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织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汉口、长沙等地也组建了“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的小组”。苏俄、共产国际相关机构认为这是推动中国建党工作的关键进展。1921年1月21日，远东书记处书记、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汇报中国工作时指出，上海的“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
这一路径保证了中国建党工作有序快速地推进。维经斯基很好地完成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等机构下达给他的指令，最终得到了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认可。利金在报告中也作了充分肯定，“在中国，我们拥有一些基本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并且也应该被看作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支柱”。
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
1. 筹备和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是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机构于1920—1921年努力推动的工作
从1920年夏至1921年7月，在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机构的会议记录或在华人员报告中，数次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近期要召集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年间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在动议、筹备、推动召开中共一大过程中认识和行动的一贯性。
1920年5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领导在上海成立的东亚书记处下属中国支部，计划“通过在学生团体和中国沿海工业城市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支部的途径，安排中国党的建设”。7月5日至7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同在华俄国共产党员举行了会议，就“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交换了看法。9月1日，他汇报：“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
不早于1920年10月23日，东方民族部副主任勃隆施泰恩和下属中国处处长阿勃拉姆松致电维经斯基询问：“组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情况如何？”
1920年11月13日，东方民族部召开会议，第二项议题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最好召开代表大会”，并决定此事要电告俄共（布）中央。
1920年11月23日，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俄共中央克列斯京斯基、共产国际执委会科别茨基的加密电报中，东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汇报，“当务之急，是如何召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并强调“本部要操办多个全国性代表大会”。
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向科别茨基汇报，中国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国内，“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
1921年4月21日，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绝密报告中写道：“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
约在1921年5月，舒米亚茨基写的材料透露：“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已经在结束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
1921年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他提到，“我到了几天后，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一位从事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的同志也来了。”远东书记处派遣的这位同志就是尼克尔斯基。7月7日至9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写道：“我和伊尔库茨克来的我们的同志与几名中国同志一道正在筹备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约在7月举行，将要讨论实际办法并开始集中组织工作。”7月9日，马林向科别茨基汇报月底将要召开中共一大：“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
由此可见，组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组建一个集中统一的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是列在远东共产主义工作日程上的一项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而事实上的推进工作比预想要复杂。代表大会原定于1921年5月召开，却延期到7月，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2. 远东书记处为何派遣尼克尔斯基而非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一大
1921年6月初，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启动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为什么此次被选中的是尼克尔斯基，而非1920年春就被派赴中国工作达七八个月、熟悉上海情况的维经斯基？
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上，据舒米亚茨基通报，此前他在莫斯科时曾经围绕“在中国建立工会并不是目的，而是聚集群众的手段”这一精神写了提纲，并让维经斯基同志“将其带给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可见，受命来中国推动于1921年5月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人正是维经斯基。但不幸的是，带着文件和经费赶赴中国的维经斯基却在路途中被捕了，因而导致“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会议被迫延期。为了重新启动工作，更擅长秘密工作的情报人员尼克尔斯基临危受命。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远东派遣的首位正式代表马林也被纳入远东书记处组织系统中，领受远东书记处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任务。
中共首次亮相共产国际舞台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不久，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于7月12日做了5分钟发言，向大会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报告中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排除了江亢虎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姚作宾所代表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其他政治组织，成功地使共产国际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一举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正统地位。
中国共产党初登共产国际舞台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远东书记处尤其是其主席、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21年3月23日，张太雷被远东书记处任命为中国支部书记。5月，共产国际三大即将召开。“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让远东书记处一直不遗余力推动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能够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奠定根基，远东书记处立即任命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同时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建议其派遣代表团出席大会，并告知已经委任张太雷为会议代表。这一委任得到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批准。鉴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核心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派遣的杨明斋未能按期抵达莫斯科，远东书记处让张太雷和前来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俞秀松一起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为中国代表团争取到了发言权，并支持张太雷和俞秀松为排除姚作宾、江亢虎的代表资格而斗争。
远东书记处主席舒米亚茨基还当机立断，和张太雷一起起草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亮相做了精心准备。在7月20日同杨明斋一起召开的会议上，舒米亚茨基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初衷：“我们写了这个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代表团和我做的，现在只需第三次代表大会予以确认。”他说，相信“代表大会将据以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方法和立场”。事实证明，舒米亚茨基为这一初衷而指导张太雷和俞秀松作出的一系列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也证明了从东方民族部到舒米亚茨基所领导的远东书记处孜孜以求推动的中国共产主义工作结出了硕果。
结语
回顾1920年初至1921年年中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联络、互动，可以发现，有一个条线从这些纷繁混乱的关系中清晰地突显出来，那就是：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一设在苏俄远东、从俄共（布）系统最终转到共产国际系统的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准确抓住了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力量，给予有力的组织推动，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建党工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初登共产国际舞台之时就赢得了正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