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根
原载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第3辑，注释从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方针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工作目标。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则提出了开展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通过了《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等决议案。从中共一大到二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日趋完善，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那么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步呢？笔者认为除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的不断认识和探索之外，这些进步和变化无疑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中共早期的建党工作就是在内外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本文就东方战略对中共创建的影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以求教于相关专家和学者。
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
1、何谓东方战略？
共产国际在成立初期对于东方革命的总体构想，学界通常以“东方战略”名之。这一说法是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才使用的。尽管出现较晚，但该提法却流传颇广，几乎成了共产国际关于远东(主要是中国)革命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有的学者把它解释为20世纪“20年代，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了从东方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同时援助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建立东方反帝统一战线”制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把它的核心内容归纳为三点：(1)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援助东方日益增长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引导这个运动前进。(2)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并通过这种支持以取得对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3)以苏维埃俄国为中心，加强东西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国家团结，努力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宗主国革命力量的共同行动。
2、东方战略的提出
长期来列宁一直非常关注东方的革命，1908年7月，列宁在《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一文中，指出“东方民族运动最终可能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91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中指出了国际无产级和进行反帝斗争的被压迫人民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设想。他认为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帮助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即半殖民地国家有可能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6年秋，列宁在谈到建立新国际时，无产级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的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提出了被压迫民族要求自决的斗争开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分的著名论断。
十月革命后，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扼杀政策,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摆脱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苏俄迫切需要和西方的工人运动及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携手联合。而帝国主义一面出兵进攻苏俄，干涉革命，一面加紧对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压迫，镇压民族解放斗争，它两面树敌的作法，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于是，在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领导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列宁曾对欧洲革命寄予很大希望。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确实像列宁所料想的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加速发展了。1918年1月爆发了芬兰革命，9月保加利亚弗拉戴士兵起义，11月又发生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在英、法、意等国，广大工人阶级则掀起了“不许干涉苏俄”运动。
除了对欧洲革命一如既往地关注以外，共产国际“二大”首次对东方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从而正式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东方战略。东方战略提出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各国先进的工人苏维埃与东方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结盟的问题，决议中特别指出：“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因为这些国家“除了与革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
3、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战略
有学者认为，东方联盟战略中还存在着两个联盟的战略，第一个联盟是：苏俄、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个联盟是：苏俄、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即“苏俄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它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各路代表被派往中国，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一策略原则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特别是在早期的中国革命中，这种策略的影响尤为深远。从1920年到1922年共产国际主要实行的是第一个战略，在中国指导和推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并与之结成联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支持和保卫苏维埃俄国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之后第二个战略上升为主要战略，让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开展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在革命中保存自己的独立性，努力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最后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发展。
二、东方战略的实施与中共的创建
1、推动中共建党活动与中共一大召开
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确定的各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二大”以后，为了加强远东的工作，苏俄和共产国际调整了在远东的领导机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1月宣布撤销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组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地设在伊尔库茨克。1921年3月，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给它的任务是：调查远东各国的情况，联系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
同时，自1920年起，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被不断派往中国，与中国崇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分子建立联系，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筹建自己的共产党，指导其发动工农群众运动，以便在中国直接建立起苏维埃制度。维经斯基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来华以后，便“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他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指导东亚国家的革命工作。在他的直接参与下，相继促成了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同时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建立宣传和出版机构，利用青年学生开展对俄国革命思想和建设成就的宣传。1921年4月维经斯基回国以后，接替而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马林于1921年4月动身来华，6月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也于6月到达上海。马林等达到上海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直接晤谈。因此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便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与李达、李汉俊的交谈中，了解到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开展了实际活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逐步深入，工人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后又与在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在广州的陈独秀等人交换了意见，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21年7月23日晚上，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热情致辞，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国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马林在会上还讲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和使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介绍了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活动和经验。大会经过几天商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马林、尼克尔斯基来中国按照第三国际的方针，即列宁的方针、政策建立起来的。” “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2、东方战略与中共一大纲领和决议
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关于对其他党派的态度，《决议》强调“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攻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始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互相关系。”同时，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
很明显中共“一大”文件并没有完全体现共产国际二大关于东方战略的有关决议精神。这一精神的主要观点就是指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首先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应该联合资产阶级开展民主和民族革命。
至于原因，我以为，首先，当时中国革命最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这也是符合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主要精神的。共产国际“二大”时正值共产国际的“直接进攻战略”盛行之际，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在于“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做好准备”。由于与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结盟的构想是以尽快在全世界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为出发点的，因此，为了实现这一联盟，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这些东方国家建立起苏维埃制度，即“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苏维埃制度’等方法将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而为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首先应当在这些国家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组织——共产党，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盟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苏俄、各国先进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与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直接建立联盟。
其次，其实这也非常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知识和思想水平。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一大前夕说道：“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陈独秀也明确地说：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他还说“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反映当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中也说：“我们只有促进阶级战争，因为阶级战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阶级战争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老农专政的国家。”
第三，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二大中民族殖民地理论的精神内涵还不是很了解，即使马林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可能会介绍一些情况，但是，毕竟与会议的主题和中共早期共产党人的认知不符，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会议所接纳。
第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中共一大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方针和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在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比较熟悉共产国际的精神，他曾劝陈独秀：“全世界的共产主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例外”。但马林的说法还是遭到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强烈反对，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
三、东方战略与中共二大
1、从一大到二大——政策变化
与中共一大相比，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大”通过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等问题做了比较详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二大”《宣言》郑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和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其有意义的”。因此，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看，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应该先进行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宣言》指出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这一纲领的提出，不仅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党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派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共同纲领。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进行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的国家，在这种经济状况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需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联合战线策略的制定为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保证。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大法宝。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认为的，当时“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加入共产国际，把自己溶入到世界革命的潮流之中。在同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所说：“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2、原因分析
与中共“一大”相距不到一年的中共“二大”能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方针政策，从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转变到民主民族革命的道路上来，并且从拒绝与一切党派发生关系到作出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从联合第三国际到决定加入第三国际，这些重大转变，除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国情的认识加深和一年来革命实践的总结外，笔者认为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理论和东方战略对中共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同时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理论的有了深入了解有关。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为了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列强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加强远东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而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代表178人，中国代表团由39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14人，团长是中共代表张国焘。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两个决议和宣言深刻地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本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列宁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 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于1922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向中共中央和上海等地的共产党员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和精神。
与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不同，据李达回忆：“出席这次会议（指中共二大）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过出席过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代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次召开在中共二大会议前夕的远东会议，无疑对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的思想认识产生重大的启发和影响。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艰难的探索。正如李达回忆的“1922年3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了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出席了远东会议的中共二大代表对二大会议相关决议和政策的制定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所说：“这次大会（指远东劳动代表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往我们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党员，在二大时是反对联合国民党的，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联合形式，并不是联合本身。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据张国焘回忆说：“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方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中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谈到制定民主联合战线政策时说道：“一九二一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
综上所述，苏俄和共产国际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战略的需要，积极推动和帮助中国成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比较和探索，认为中国必须尽快成立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的革命面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加快了中共创建的步伐。但是，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思想在中共一大时还不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和接受，中共早期领导人也非常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中共一大制定的政策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实际，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暂时根本无法承担起社会革命的重任。
中共二大时，随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衰落和东方革命的兴趣，东方战略也开始上升为共产国际的主要革命战略。同时，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开始被中国共产党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制定出了符合中共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事实上，也只有当共产国际的方针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真正接受，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符合时，才能帮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反正则会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