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米强 张建伟

原载于《世纪》2001年第2期，收录于《星火：<世纪>杂志党史专题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注释从略

1998 年6 月10 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正式开工。翌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以《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为题，对扩建工程一事进行了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然而，你可曾知道中共一大会址的修缮复原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曲折经历。

从寻找旧址到再现原旧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全国革命史迹的征集调查工作。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上海召开的。因此，核实调查党的一大会址，重新恢复会址当年的面貌，并修建成为纪念馆，意义极为重大。1950 年9 月，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毅提议以及市委讨论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寻找一大会址。尔后，姚溱指派沈之瑜、杨重光等走访勘察，历时半年，于1951 年4 月找到并确定现在这个地方，即原望志路106 号、108 号，现兴业路76 号、78 号。

当时房屋的建筑状况已面目全非，沿街的底层房屋已成为一家制作切面的“恒昌福面坊”。外墙是涂满了石灰的混水墙，楼上设有厢房，都住着居民，内部结构也完全改变了。

1951 年9 月16 日，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公共房屋管理处与当时的房主——“戴瑞记经租处”的私营大房东陈老太联系，按每月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3 元承租下兴业路76 号、78 号。同年12 月10 日，市委又委托上海市营建筑工程公司投入修理和加固一大会址的工作。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也马上邀请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来确定核实。根据李达回忆，当时将一大会议室布置在兴业路78 号（原望志路108 号）楼上，房间中间是一张会议桌，桌上放着花瓶和烟灰缸，四周有几把椅子和圆凳，墙上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还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

1952年6月3日，一大会址即将修缮完毕，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闻讯前来瞻仰，成为一大会址的第一位参观者。7 月1 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有关一大会址修复的消息。次日，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毅、潘汉年、陈丕显、方毅、刘长胜、王尧山等来纪念馆瞻仰视察。9 月，经市委宣传部审查同意，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同年12 月，为了保护一大会址，恢复环境原状，又订租下东邻的兴业路70 号至74 号房屋，这样使沿马路的一排房屋连在一起，成为现在的状况。

旧址复原工作层层展开

一大会址修缮中，为恢复建筑原状和内部布置原貌，曾作出了艰辛的努力。1952年12 月，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前来参观视察，他指出一大会场内部布置不符合原来的状况，因为当年开会是秘密进行的，代表们不可能在墙上悬挂革命领袖的肖像和手迹。接着他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郑重其事地提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瞻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而生肃然起敬之感。”此时，会址附近的老居民也纷纷反映：一大建筑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改建过，原来是可见砖缝的清水墙，而不是混水墙，都是一上一下没有厢房的石库门建筑，而不是两上两下有厢房的。不久，杨淑慧（周佛海的妻子）从北京来到上海，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她曾访问了包惠僧、李书城等人，谈到一大会址的布置情况，大家都认为现在的布置与当年的原状不尽相符。1953 年初，中央文化部也在有关通知中指出：修缮和布置革命纪念馆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1953 年6 月在进一步复原中将墙上的肖像和手迹取下，将会址外墙由混水墙复原为清水墙，并制成会址模型，派人送到北京，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王冶秋、胡乔木将模型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董必武看了后说：“是这座房子。”毛泽东观察模型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此时，市委领导也再次指示要作深入调查。于是，纪念馆工作人员查访了出资建造树德里房屋的陈老太和老居民董老太，以及后来出资改建该屋的董正昌等人。同年12月，纪念馆还特意邀请老居民一起座谈回忆，从而对会址建筑原状及其变迁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

旧址前身树德里的一段历史

原来一大会址的这幢房子建造于1920 年夏秋之间，当时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仅有一座庵堂。西邻今兴业路82 号至92 号也未建造，仅有几家设在平房里的小手工业工场。当时，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即望志路100 号至108 号（今兴业路70 号至78 号）与后排四幢房屋相连，中间是一条弄堂，总称树德里。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没有厢房，但每幢房屋各有一个大门，一个天井。据陈老太回忆：新屋建成后不久，她就将106 号、108 号两幢房屋租给姓李的（即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居住，李家把两屋的后天井打通了，但前面仍是两个大门，两个天井，分门进出。陈老太的女婿徐某也回忆说，李家的前门是不开的，他们经常走后门。那时后门西面的铁门是经常关着的。李家人口不多，但往来的客人很多，并且常常在夜里开会，后来被法租界捕房注意上了，他们就搬走了，前后大约住了三年光景。徐某就住在树德里5 号，与李家面对面很相近，徐某的女儿还常到李家去玩，所以对此情况很熟悉。陈老太还说，李家搬走后，她又将这两幢房屋连同与其并列的另三幢房屋全部租给董正昌。董正昌在回忆当年情景时谈起，1924 年他将沿望志路一排五幢全部租下来后，曾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将100 号、102 号、104 号三幢改为三上三下的房屋结构，将104 号天井改建成厢房，100 号大门封砌成墙，仅留102 号作为进出大门，还将外墙砌高，改为混水墙，这三幢房子就改建成为“万象源酱园店”；又将106 号、108 号两幢改建成为二上二下的房屋，106号天井也改建成厢房，仅留108 号大门，再转租给亲戚住。后来，在106 号楼下又先后开设了“盈余木行”“兴业当店”和“恒昌福面坊”。 1943 年望志路改名兴业路，门牌号码亦作重新安排，102 号改为72 号，106 号改为76 号，108 号改为78 号。

董必武、胡乔木亲临对旧址复原作了指示

1954 年3 月，纪念馆邀请包惠僧（当年陈独秀指派他出席中共一大）、薛文淑（李书城的妻子、李汉俊的嫂嫂、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前来上海，核查一大会址内部建筑结构，他们均作了详细的回忆，与纪念馆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完全一致。薛文淑回忆道，106 号楼上是李汉俊的卧室，108 号楼上是薛文淑的书房，108 号楼下是佣人居室，106 号楼下是客厅，家里仅有的一张长餐桌（即一大会议桌）是放在楼下客厅里的，由于楼梯狭小，从来没有搬到楼上去过，客厅里还有椅子、茶几和圆凳子，墙上不挂手迹和照相。1954 年春，胡乔木来上海视察中共一大会址及《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和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原博文女校旧址。他明确指出：在原状布置未确定前，尽量以不开放为宜。同年12 月，中央宣传部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向中共中央请示有关中共一大会址的布置问题，认为中共一大会址是值得纪念的，会场可完全恢复原状，其他与一大无关的房间以及另外两处旧址可不恢复。请示经中央批准下达后，纪念馆工作人员为恢复一大会址原貌，不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 查。1956 年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亲自前来一大会址视察，董老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接着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尔后，他又细心观察了106 号楼下已经修复的厢房，忽然用手指着窗上隐约突出的横条石说：“这里原来是天井，也有一个大门，这不是原来的石库门门框吗？”董老的这番话跟陈老太和董正昌谈到的房屋原状结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董老在视察会址时，还应邀为纪念馆写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的题词。这帧题词引自《庄子》内篇《人间世》中的一句，意指有些事开始时极微小，后来会发展壮大。董老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说明革命的新生事物从小到大的哲理。在此同时，董老还题词道：“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国务院公布一大会址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1957 年4 月，国家文物管理局在长沙召开第一次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会上特别强调修缮和布置革命纪念馆必须“恢复原状，以存其真”。同年6 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王冶秋局长作了汇报，最后决定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1957 年10 月至1958年1 月，一大会址停止参观接待工作，对会址建筑作了全面的修缮复原，拆除厢房，恢复了五个石库门，将会议室正式布置在106 号楼下客厅，并在东邻兴业路70 号至74 号楼上开设辅助陈列室。1958 年4 月，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发出通知：中共一大会址内部整理初步就绪，决定于5 月1 日起作内部开放。纪念馆内部开放后，曾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那年11 月1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在视察他早年寓居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淮海中路渔阳里外国语学社旧址后，又兴致勃勃地前来中共一大会址参观视察。刘少奇的参观视察，对纪念馆工作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大家积极努力地投入会址修缮复原的工作中 去。为了对一大会址会议室内外各种家具摆设作进一步考证复原，1958 年12 月25日，纪念馆专门邀请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座谈，根据薛文淑的回忆，请老工人提出合理建议，确证1921 年期间的家具样式。同时又个别访问其他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请他们逐一对会议室内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灯罩、灯泡、电灯开关等作了核实考证，力求符合20 世纪20 年代初期的式样，切实做到“新工旧作、整旧如旧”。以后又特意邀请民用设计院的专家前来就建筑复原方面进行复查。总之，经过多年走访、调查、考证等，终于再现了一大会址当年的情 景。1961 年3 月，国务院将一大会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旧址原貌，国家有关部门还定期拨款来修缮这幢房屋。一大会址的修缮复原，为党的创建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见 证。1968 年，纪念馆开放后，由于观众人数陡增，原馆舍已不能满足接待参观者的需求，经报上级领导机构批准，于同年8 月动迁了树德里后排即黄陂南路374 弄1 号至4 号的居民，辟为辅助陈列用房和办公用房。工程于1971 年6 月完工。后排的修缮以旧址复原的建筑图纸为蓝本，基本上恢复了当年树德里的原貌。前、后两排建筑互为一体，使这幢上海20 世纪20 年代初的石库门建筑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标志性建筑，每当人们看到这一建筑样式，就会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邓颖超与工作人员合影

一大会址的勘察和复原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1978 年9 月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陪同外宾来馆参观。当外宾参观结束离馆后，邓颖超还特意留下来与纪念馆工作人员在一大会址大门前合影留念，并对纪念馆的接待开放工作表示满意和肯定。

中共一大会址自20 世纪50 年代初确定以后，历经数十载，已成为上海地区革命文物收藏和党史教育的重要基地，现已收藏反映中共创建史和上海近现代革命史的文物近4 万件，各种实物、文献、照片等历史资料约10 万件。1984 年3 月，邓小平欣然命笔，为中共一大会址题写馆名。1986 年6 月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陪同前来一大会址参观，并审查经过重新修改调整的辅助陈列展览。接着又应纪念馆邀请题词留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党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而取得最后胜 利。” 1999 年5 月18 日，江泽民总书记为即将完工的纪念馆扩建工程，亲笔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5 月26 日，在上海解放50 周年之际，举行了纪念馆扩建竣工开放仪式，黄菊、徐匡迪、陈铁迪、王力平、孟建柱、龚学平和社会各界150余人出席这一隆重的仪式，扩建后的新馆正式向社会开 放。

中共一大会址的修缮复原和开放工作，曾得到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在新世纪中，这一重要革命旧址必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和宣传教育功能，也必将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重要的旅游资源和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