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根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4期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次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当时刚年满20岁，还是一名中学生的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所有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邓恩铭的年龄虽然比最小的刘仁静大一点，但是学历是最低的，资历也是最浅的，还是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这是非常特殊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年轻的邓恩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参与者和发起人。值此邓恩铭烈士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不揣简陋，在此做一些简要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主观努力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主要原因

首先，邓恩铭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具有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这是邓恩铭得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情感基础。
1901年1月15日，邓恩铭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城关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荔波是一个美丽的山区，各族人民勤劳勇敢，这里的妇女能仿善织。然而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军阀政府统治和封建主义的剥削下，荔波各族劳动人民却生活在无边的苦难之中。
邓恩铭出生时，邓家祖孙三代八口人的大家庭，全家仅有三间草房，二亩田。土地常年产量八九挑（每挑100斤），根本难以糊口。为维持生活，懂得些医术的祖父邓锦庭和父亲邓国棕，常常到盛产药材的瑶山苗岭采集药材，再到荔波县的九阡、恒丰等大集市去卖，农闲时节还走街串寨行医。有一年暑假，邓思铭随行医卖药的父亲走乡串寨，体验了各族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当时邓恩铭编唱了这样一首歌谣：“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生动地道出了当时的不平等的社会状况。
贵州少数民族一直以来具有极强的反抗精神，早在天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就在台江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清朝同治年间，贵州省二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人民在潘新简的领导下也曾举起义旗。生活在水族这种革命意识极强的环境中，邓恩铭从小嫉恶如仇，并把张秀眉和潘新简当作自己的崇拜偶像。特别是对水族英雄潘新简，邓恩铭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诗云:“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树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
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随叔父黄泽沛到山东济南求学，在离开贵州时，邓恩铭作《述志》、《前途》诗两首，以述其志：“南燕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份。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 邓恩铭意欲投身革命改造社会的思想跃然纸上。
1920年10月，邓恩铭在《灾民的我见》一文中写道：世界上的人按理应该“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才对。为什么大大的不然，富得富得不得了，穷的穷的不得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我们就穷的没吃没穿妻离子散？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就坐汽车，打麻将牌，吃花酒呢？”邓恩铭继续写道：“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应不应该想法子对待他们呢？”
邓恩铭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阶级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所以“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而且“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 反映了青年邓恩铭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希望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强烈愿望。
其次、青年邓恩铭思想敏锐、追求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和山东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思想基础。
邓恩铭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裂变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加剧分割中国，国内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武昌起义、云贵独立、民国建立、袁世凯窃国复辟等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给青年邓恩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宽松新颖的学习氛围令邓恩铭眼界大开，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在读书求学中，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如《新青年》、《新潮》以及《北京大学日刊》等。逐步接受新思想，追求革命真理，齐鲁通讯社售书部成了他课余常去之处。
齐鲁通讯社是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创办的，该社以宣扬新思潮、传播新文化、促进新觉醒为根本目的。在这里，邓恩铭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等进步杂志和介绍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俄国革命史》、《辩证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进步书籍及鲁迅的著作。邓恩铭逐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特别是五四运动中的切身感受，使邓恩铭的思想、立场开始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化，他从一个热心于救国救民的进步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函约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着手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9月，为了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学习和研究，邓恩铭、王尽美联络在齐鲁书社读书活动中的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秘密建立“济南康米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书籍。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王克捷、王象午、王志坚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励新学会，并出版《励新》杂志，王尽美被推举为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总揽会务。
1921年春，在北京、上海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邓恩铭还和王尽美一起，积极组织励新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到济南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大槐树机厂、新城兵工厂、鲁丰纱厂、电灯公司等企业的工人中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还吸收了少数工人参加励新学会。1921年6月，在王尽美、邓恩铭的指导帮助下，大槐树机厂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
再次，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特出，是山东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才能保证。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火山喷发般的力量震撼了沉睡的中华民族。有着切肤之痛的山东人民更是感到与己休戚相关，反帝爱国斗争很快席卷山东大地。5月7日，济南各校学生在省议会召开国耻纪念大会，10又在演武厅举行各校学生联合大会。济南各校派出代表成立济南学生联合会。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
邓恩铭所在的省立一中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领导全校的学生运动，邓恩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自治会的工作，虽然不是自治会负责人，但是却十分活跃，编印散发传单，进行街头宣传，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到各校联络，充分显示了他的演说、写作和组织才能。不仅邓思铭凭其出色的表现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同时兼出版部部长，在活动中邓恩铭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让邓恩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于是他放弃了读书救国和自救的梦想，开始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活动，奔走呼号，完全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6月10日，他和一中的学生走上街头，劝说各商店关门罢市，并与前来阻挠的军警展开说理斗争。7月1日，他参加了1000多人到省长公寓的请愿活动，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无理逮捕齐鲁大学学生事件。7月13日，他又和济南数千群众一起，包围日本领事馆，抗议日本士兵逮捕中国学生，迫使日本领事馆不得不再次将捕去的学生释放。7月21日，他又和数千群众一起，将诋毁学生运动、宣扬卖国言论的《昌言报》社捣毁。五四运动，使邓恩铭的思想获得质的转化，他开始跳出读书救国的圈圈，探索、寻求更有效的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拯救中国、拯救民生的道路。

二、客观因素也是邓恩铭当选中共“一大”代表的重要原因

年轻的邓恩铭能够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笔者认为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客观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共早期成员对中共“一大”的普遍不重视。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是后人赋予的，在会议召开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党的一些早期的重要人物都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譬如被称作“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因为早期的中共党员普遍认为1920年党就已经成立了。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讲演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 这些早期的党员都证实了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7月正式成立。把1921年的7月作为党的生日,是后来的事情。
在当时, 正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也不认为“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认为192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组织,“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统一主张的一次会议,并不是时下最重要的事情。
包惠僧曾回忆说,在广东推选“一大”代表的那次会上“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 而自己没必要亲自参加,连小组书记谭平山都不必前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选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时也一样，李大钊甚至都没有出席那次选举代表的大会，许多北京小组的重要人物，如邓中夏、罗章龙等均以有别的事情，加以推脱。刘仁静回忆自己当选“一大”代表情景时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俩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去出席一大”。 刘仁静还说：“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的光荣不适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应该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刘仁静在当时北京小组中年龄最小，资历也是最浅的。
恐怕山东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邓恩铭在山东小组中表现很特出，但是，无论从资历还是年龄来说，作为“一大”代表稍显稚嫩，而王乐平作为山东代表似乎更有资格。
王乐平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并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五四运动中，王乐平以高昂的热情，为收回山东主权奔走于京、沪之间，参加了山东各界赴京请愿团，与大总统徐世昌进行过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是山东反帝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五四”以后，他又积极宣传新思想:1919年10月，在济南创办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与京、沪、广等地的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大量销行进步书刊，成为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就是在这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探索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道路中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王乐平名声大震，成了山东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人的赏识，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王乐平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煮也早有来往。
以往史学界一直认为王乐平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所以在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组织时，王便“向陈独秀推荐热衷共产主义的几名青年学生”如王尽美、邓恩铭。
但山东党史研究专家殷汉文、李肇年经过考证研究认为，王乐平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同时鉴于当时王乐平的名气、地位、影响和思想状况，他应陈独秀函约，在济南组建共产党组织一一共产主义小组是顺理成章的。殷、李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实际上是个总部)书记陈独秀之约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重任他能交给中学生去办吗?不大可能。 既然王乐平是济南小组的成员，那么他应该比邓恩铭更有资格当选为中共“一大”代表。但是跟广州、北京小组情况相似，王乐平担任的社会职务比较多，工作应该十分繁忙。所以选派没有什么社会职务、时间比较多的学生邓恩铭出席也是合乎实际的。

三、中共“一大”对青年邓恩铭的影响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知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寓所正式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日本等地的13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的数量少，各地组织也不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邓恩铭是当时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因此，参加中共“一大”，对年轻的邓恩铭来说影响重大。
首先，对邓恩铭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也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邓恩铭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活动。他在这里遇到的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人物，闪烁着时代风采的革命先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聚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邓恩铭和王尽美两人很早就来的了上海，在等待开会的时日，邓恩铭无视上海这个大都市现代风光的诱惑，足不出门，贪婪地阅读着大会发起组准备的有关资料和代表们带来的各种书刊。还拜访其他代表，热情与他们交谈，向他们求教工作和学习的经验，虚心学习，这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谈到邓恩铭和王尽美时这样写道:“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籍，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当然，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邓恩铭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这次会议上，邓恩铭、王尽美代表济南早期党组织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组建的过程，并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湖北代表陈潭秋回忆说：“王、邓两同志那时是两个最活泼的青年，后来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邓同志被捕，在济南被韩复渠枪毙了。”
其次，参加中共“一大”，使邓恩铭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同时也明确了工作目标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还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党在今后的主要内容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宣传工作。
通过中共“一大”，邓恩铭进一步认识到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会议结束后，邓恩铭和王尽美带着在上海得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工钱劳动和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回到济南，认真研读并广泛宣传。
1921年9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一个公开的学习团体，邓恩铭在学会中不仅加强了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经常与会员进行热烈的讨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许多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老成员，都曾回忆当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时的热烈情景。于佩文回忆说:“王尽美、邓恩铭二同志，到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归来，带回了一些党的宣传文件，如《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在几个学校寄售。”还“带回来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像片、纪念章等，很快地被人们抢购一空。”
后来，学会人员还注意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邓恩铭在该学会的学习和组织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1月，邓恩铭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根据中央指示先后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和中共青岛支部，并担任青岛支部书记。同时在青岛发动和领导了胶济铁路大罢工以及纱厂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担负起领导全省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的重任。成为了我们党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被捕。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