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与他的《西行漫记》早为众人所熟知，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同样身份去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还另有他人。根室•史坦因（Gunther  Stei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也为世人留下了一本珍贵的纪实采访录——《红色中国的挑战》。最近，我馆征集到1946年6月在上海由晨社出版社所出第一版的《到红色中国去》（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一）和《跨进了延安的大门》（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二）中译本。作者根室•史坦因是美国人，时任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伦敦《新闻纪事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从1932年他就到中国上海、东三省以及日本东京采访，后去苏联的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远东采访报道，为时长达12年之久。

        史坦因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西方记者，同情深受灾难的中国人民。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以后，他就热切关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他对抗日根据地这片陌生土地了解的愿望也日益增长，多次想进入采访，均因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而未能成行。1939年初夏，史坦因被派驻重庆，仍坚持要求去抗日根据地采访，但屡屡受阻。他在书中说道：“从1939年起，就没有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外交人员，或陆军武官被允许到延安去，……。”①

        西安事变爆发后，虽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但这并非是蒋介石的本意。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面对凶残的日寇，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摩擦、经济封锁以及政治诽谤和攻击。为戳穿国民党政府的“八路军不抗日”、“八路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等谎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并邀请西方记者参加。周恩来在会上列举大量事实加以驳斥。可在大后方的重庆以及世界人民的眼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究竟是什么模样，还是个不小的谜。

        1944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派出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有中外记者共同参加的 “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史坦因才获准作为六名外国记者之一进入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与国民党政府相反，中国共产党对西方记者想去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采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共产党人非常欢迎来自大后方的新闻记者包括西方记者去根据地采访，亲身体验抗日根据地军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激情，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力量和作用。毛泽东特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中外记者，明确表示：“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②。而周恩来不仅请董必武转告外国记者：“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③，更是细心嘱咐：“请龚澎、龙飞虎陪送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便于此间配合沿途照料和指点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 ④

        史坦因一行于1944年5月17日离开重庆。经宝鸡、西安和宜川，同年6月9日到达延安。

        史坦因在延安期间，曾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并与其作过多次长谈。除此之外，还见到八路军的众多高级将领，如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王震等。不仅采访了政府、军事机关，还深入到延安的工厂、农村、学校、医院、甚至法庭及监狱。采访的对象除了普通平民，还有日本反战人员以及外国援华人员如马海德等各界、各阶层人士。他工作十分投入，不分白天黑夜地采访，提问广泛且有针对性，有时甚至尖锐。用他的话说：“在我新闻记者的全部生涯中，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紧张的工作。”⑤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视着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交往政策状况。

        经过了长达5个多月的采访后，史坦因写成了一本3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录，并于1945年在英、美出版，公众反映极为强烈。1946年6月由马飞海、王楚良、陈綝等人译为中文，并在上海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富通印刷所的前身）以晨社的名义印行出版。书分成10个单册，标题分别为：《到红色中国去》、《跨进了延安的大门》、《新民主主义ABC》、《劳动创造了一切》、《动员群众篇》、《三百万战斗的同盟》、《八路军作战力的证人》、《延安的日本俘虏》、《世界政局展望》、《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副标题则以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一至之十出版。由于十分畅销，紧接着又印第二版。二版时书已合成一册，书名定为《红色中国的挑战》。不久，又出第三版，改书名为《新中国的雏形》，以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干预和查禁。由于此书，从各个方面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状况，真实、详细地报道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顽强地克服日寇及国民党封锁包围所造成的困难，积极开展敌后抗战的真相，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三次印行，一售而空，在国统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到红色中国去》和《跨进了延安的大门》均为32开，铅印，竖排，前者58页，分为6章。标题依次为：“命运的关头”、“另一个中国”、“唇枪舌剑的新闻记者会议”、“政治罪恶的秘密”、“强人与其治区”、“我们自己的政府是该骂的”。史坦因在开场白中直接了当地预言：战后中国的分裂及内战在所难免。这是作者通过其在中国长达十余年观察后的大胆预测。是基于抗战的不断深入，作者对中国战场以及国共关系的更进一步了解，并将重庆与延安两个政权进行对比而得出的结论。随后，史坦因详细介绍自己到远东采访的经历、如何通过努力获准此次访问的艰辛过程，以及参加在国控区的宝鸡、西安、宜川等地由国民党政府安排的采访活动，其中包括对胡宗南、阎锡山的专访。

        《跨进了延安的大门》39页，分为四章。标题依次为：“通过封锁线”、“自给自足的士兵”、“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延安”。作者首先描绘了考察团渡过黄河，从国民党控制区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情景，以及对迎接他们的八路军代表、时任359旅旅长王震的印象。接着史坦因一行实地走访了南泥湾。在与八路军359旅的干部战士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原因。他用较大的篇幅报道了在南泥湾开垦的八路军战士在军事训练、农业生产、文化学习等方面的情况。作者对南泥湾开垦感受颇深，他在书中由衷地写道：“在南泥湾的日子，是我在远东最好的经历之一。”⑥

        随后，史坦因又介绍了他进入共产党党政首脑机关杨家岭和王家坪的采访，以及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初步印象。作者还在书中以其西方人的独特眼光指出：中共除了党政二个中心外，还存在着第三个中心——新民主主义的自治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虽还处在萌芽状态，但已被共产党建立起来。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制度是非常推崇和赞许的。最后，作者通过其在延安的生活和采访，在将延安和重庆就人口、经济、生存条件、人们的抗战激情、民主建设等方面的比较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权和民主政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根据地的军民抗战热情高涨，共产党知道如何去运用根据地人民的伟大力量去战胜日本法西斯。而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官员尔虞我诈，军队厌战，士气不振。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西方记者，这种对比是客观的，也是真实的。另外，在书的前面还特地插入了一幅此次从重庆到延安的交通示意图（见左图）。图中不仅详细绘制了日军进攻山（西）、陕（西）的路线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三道封锁线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还细心地在图上标出了比例尺。

        此书与《西行漫记》不同之处, 在于作者写的是一部报道抗日战争后期我抗日根据地人民斗争的著作，这对研究抗战后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因种种原因，此书长期默默无闻。直到1980年3月有关部门才根据1946年10月上海希望书店的版本作为内部教学参考书重印。1999年12月，章蟾华对原译本进行了修订，马飞海、王楚良作最后通读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

① 根室•史坦因：《到红色中国去》（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一），晨社出版社1946年6月第一版，第19页。
②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页。
⑤ 根室•史坦因：《跨进了延安的大门》（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二），晨社出版社1946年6月第一版，第29页。
⑥ 根室•史坦因：《跨进了延安的大门》（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二），晨社出版社1946年6月第一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