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光荣岁月，探微党的一大召开过程中的历史细节。
△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拉开帷幕。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会场设在李汉俊、李书城兄弟的寓所，这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建筑。李家兄弟1920年秋从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顺昌路东南一带）搬到这里。此时，树德里弄堂前后两排9幢房子刚刚建好没多久。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一楼客堂间举行。这间仅有18平方米的屋子，是李家的客厅兼餐厅。就是在这里，1921年春李汉俊接待了日本《大版每日新闻》特派员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记录下了党的一大召开前这间房屋的布置：“有僮，即引予等至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梨、葡萄、苹果——除此自然之拙劣模仿外，另无装饰，足慰客目。然室内尘埃不见，满溢简素之气。愉快。”
会议原计划由陈独秀主持，但由于他未能前来，便推举北京代表张国焘作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李汉俊、刘仁静帮助共产国际代表翻译。张国焘首先发言，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向大会报告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确定必须制定出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的任务。
张国焘讲话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马林在荷兰和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是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体格强健，善于辞令，说起话来像是一个议员型的雄辩家，声音洪亮，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马林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让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他还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介绍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关注工会组织。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努力工作，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强调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马林认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即成为共产国际支部，应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然而，据张国焘回忆，上海代表在会前强调认为“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当然，这并不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会议精神。马林的报告时间很长，包惠僧回忆：“他用英语讲，李汉俊、刘仁静轮流作翻译。我们听了很开眼界。”马林还建议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负责起草纲领和计划。
△会议场景照
马林讲话后，尼克尔斯基开始致辞。尼克尔斯基的讲话比较简短。他介绍了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讲述了他对苏维埃俄国的印象。他还身兼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职责，也介绍了一些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报告后，根据尼克尔斯基的建议，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告知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
共产国际代表发言后，代表们又具体商讨拟定了会议日程，一致同意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然后先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经详细讨论后确定，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1921年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各地代表关于其活动及一般情况的报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报告由张国焘担负。张国焘首先总体介绍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及成员和活动简况：“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这篇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北京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两方面介绍了北京社会生活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织状况，指出“在去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张国焘详细报告了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的情况，如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帮助成立铁路工人工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创办面向工人阶级的宣传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宣传工作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他们的印刷所受到了监视，因而不能刊印早期组织的出版物，如翻译《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共产党纲领》等小册子已经翻译好了，但尚未印出。所以他们只散发了上海印刷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他们还利用《曙光》杂志，在上面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和原著，还组织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进行争论。当罗素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他们组织人员进行公开辩论，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论争性文章。在北京党组织内部，他们还时常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公开辩论或作经常性私人谈话，以辨析无政府主义究竟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在报告的最后，张国焘强调了党的奋斗目标以及这一次大会所面临的任务，他说：“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由广州代表陈公博报告。陈公博首先介绍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根据他的介绍，1920年年底，两位苏俄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组织了一个共产党组织，但这个党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因而陈公博、谭平山和谭植棠都没有加入。直到1921年1月，陈独秀到广州后，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才重新组建了真正的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有9个人。同时，他也报告了这些工作所面临的两大主要困难，一是经费二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广东工会中已经广泛传开、影响颇深。因为经费困难，《劳动音》已经停刊，广州的两个工人俱乐部也即将停办。
接着，陈公博报告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至“一大”前开展的工作，如出版广州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但面临经费困难，很难维持下去；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多数为学生，没有工人和士兵群众，与他们建立联系比较困难；成立机械工人学校；成立由他担任所长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开设附设工人夜校和工人组织工作学校等。陈公博还详细汇报了将要开展的工作：一是吸收新党员。强调由于广州大学生都同情无政府主义或受国民党所操纵，因此广州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一开始不愿意轻率吸收新党员。他们将来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二是成立工会。介绍过去一年中广州工会数量大增，增加到100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熏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认为与国民党人的斗争要困难得多，因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广州党组织在组织工人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俱乐部。还正在采取措施组织教师工会。三是成立工人学校，包括工会学校和工人夜校两种。值得注意的是，陈公博还报告了广州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创办《新农村》，开展对农民的宣传工作以及与士兵的联系情况。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已经关注到农民问题和士兵问题。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反映了这一点：“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因为党员人数少而成为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
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也都报告了各自活动以及发展的情况。总体来说，“这些报告都突出强调以下三点：党员人数太少，必须扩大队伍；组织工人的方法；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根据马林的建议，大会“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
7月25日至26日，“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其间没有开会”。张国焘、李达、董必武承担起草工作。7月25、26日，起草委员会集中精力草拟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两天时间并不多，代表们手边的参考文献也很有限，最主要的就是1920年12月刊行的《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发表的P生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大约在1920年底1921年初特意刊印了《美国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另有几期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人》、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刊《共产党》。时间紧张，代表们主要参考《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要求等资料，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等，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29日，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代表们连续3天详细讨论党的纲领。董必武、李汉俊撰写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指出：“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辩论，就某些问题做出了最后决定，但是有一点除外，因它引起热烈争论。”代表们对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现阶段的政治目标和管理制度以及入党条件、入党手续和组织规范等绝大多数条款达成了共识，但是有两个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即“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进议会当议员”。
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第四次会议，辩论更加激烈，集中围绕党员能否进议会当议员展开。“一方坚称，采行议会制将变我党为黄色政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实例说明：一旦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议会制看成唯一的斗争和工作形式。”主张我们党“应当在议会外进行斗争，以避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这样可以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而且，利用议会就会给人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导向，即“一旦进入议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这个制度也只有利用这个制度，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则坚持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认为“起义的时机并非经常出现，只见于偶然的时期，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注意改善工人的状况，开阔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而奋斗，这是取得成功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而通过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议会里的联合行动，有时候也能有所成就。但是，我们要告诉人民：试图在旧制度的框架里建立新社会是没有用处的，即使我们下一番工夫，也终归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会在反议会制问题上产生偏见，可能放弃激进手段而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最终，代表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性的意见：“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议员，但士兵、警察和文职雇员不受此种限制，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已获得党的同意者除外”，即“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在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企业管理一类的官”。由于这一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未能达成一致结论”，所以代表们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这三天会议除了讨论纲领，还讨论了一件重要文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会前，张国焘草拟了一份党纲政纲性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讨论的基础。陈公博1924年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节，特意记述了“有两三个问题或许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个是上述纲领第14条禁止党员做官和充当议员的激烈争论。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第一个宣言未能发表”。陈公博介绍了《宣言》的内容。宣言原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为基础描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弊端，指出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好于北方军阀政府。并交代后面一个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重大争议。有些代表论证说，尽管国民党的纲领有许多错误观点，但目前它毕竟多少代表了新时期的趋势。孙博士所提倡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多数代表鉴于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主张推翻南方政府。“最后，宣言还是通过了，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决定把宣言的发布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除了陈公博，董必武、包惠僧、李达在回忆中也都提到党的一大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董必武提到他曾参加了宣言一类的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大会的宣言，我参加了，李汉俊执笔，刘仁静（有的记录是李达）也参加了”。包惠僧在回忆中也曾提到代表们讨论了宣言，他因为自己亲眼见到广州军事独裁导致民不聊生而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李达详细记述了宣言草案的内容，交代“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所以党的一大后，第一个宣言就没有公布，而其原稿也遂不为世人所知。
△嘉兴南湖红船
从7月23日到7月29日，党的一大共召开了五次会议。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举行，一名暗探闯入会场，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紧急撤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随机应变。果然，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法租界巡捕包围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大会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党的一大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取得的第二个主要成果是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其三，便是选举产生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来源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伟大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创立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