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

韩晶

原载于《文汇报》2017年6月30日“文汇学人”版,注释从略


博文女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宿舍而为世人所知。然而,关于这所学校本身的历史,似乎关注者并不多。除了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宿舍的那几日,学校的历史是怎样的?作为一所女子学校,博文女校在近代上海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档案资料的梳理,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博文女校前世今生的图景,从另一个角度追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原因。

一、博文女校的开办与发展

(一)顺应上海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而诞生

博文女校,是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从学校性质上来讲,有“私立”和“女校”两个属性。

上海的“女校”或女子学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文夫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女校。此后十余年教会女校逐渐增多,影响日渐扩大。在西方教会女校带来的观念和实践层面的冲击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思想也逐渐开放,从而为“世俗”女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经过西方教士和上海士绅的双重努力,圣玛利女学校(1881年)、中西女塾(1890年)和晏玛氏女学校(1897年)等三所后来著名的贵族女校相继在上海开设,成为女子学校的示范。

但贵族女校的开放对象毕竟有限。1895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大加重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道并付诸实践,兴女学、再造“国民之母”是当时部分人的救国之策。生活于上海的一些进步士绅开始着手创办女校,培养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从而提高全民素质。其先行者便是当时任电报局总长的经元善。1897年,候选知府、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联名上书,以“自强之图”为由,用“民捐民办”、“士绅提倡”的方式,申办女学堂。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奏闻,“经正女学”于1898年4月正式成立。随后私立女校次第开办。私人办校者多为开明士绅、爱国商人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如爱国女学的创办人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务本女中的创办人为上海要员吴馨、民立女中的创办人为实业家苏本炎、女子中西医学校的创办人为医界名人张竹君、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人为爱国报人史量才。这些私立女校的出现,为女子尤其是青年女子接受近代科学教育打开方便之门,并逐渐使女子的入校求学获得舆论的赞同。

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命令,承认女子受教育的合法性,同时由政府计划建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从此,女校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中国的女学生开始进入成长阶段,并由被动入学阶段走向主动求学阶段。博文女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二)学校的创办人及开办时间

关于博文女校的创办者,一般所言为湖北蕲春人黄绍兰。黄绍兰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章太炎就曾为博文女校做过“广告”,其言“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兰,余弟子也。其通明国故,兼善文辞,在今世大夫中所不多见。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观其学则之缜密,则知其成绩之优矣。女子求学当知所从。附识数言,以为绍介。太炎记。”教育家黄炎培也曾有记曰:“太炎弟子黄绍兰女士创博文女学於上海租界倡国学卒被禁闭。”

一大纪念馆资料组在《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中,介绍了黄绍兰女儿黄允中的回忆:“辛亥革命后,黄兴做南京留守处主任,她的母亲黄绍兰(即黄朴君)也参加留守处工作。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7年张勋闹复辟以后,她到上海办博文女校。”今人也多持同样说法。如“位于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当时在沪上颇有声名,它是由民国三位奇女子——汤国梨、徐宗汉、黄绍兰创办于1916年春,当时校址在贝勒路的弄堂内。”“1916年,她(黄绍兰)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租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民房创办博文女校。”这里都认可黄绍兰为博文女校的创办人,只是对于创办时间有1916年和1917年两说。

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对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有另外一些说法。

1915年6月的《教育公报》有一则《咨江苏巡按使博文女学校立案及拨款补助各节应咨贵使酌核办理文》,全文如下:

为咨行事,据博文女学校职员钟镜芙、黄学梅(黄绍兰,亦名学梅——引者注)等禀,为遵批易名恳求立案并补助事,窃芙等创办博文女校,注重国学,前以廓充女学保存国粹,恳予提倡上禀沐批。查该校章程第一条内称授女子以高等文学,以期养成师范中学教员,按此项专修科,依照部章应归高等师范学校附设,核该校性质实与定章不符,姑念提倡国学,志尚可嘉,应更名国文讲习科,经禀本省行政长官酌核办理等因,具见谆谆训迪委曲矜全之至意,无任感激,业已遵示更正名称矣。伏维大部总司教育众望所归,芙等一介女子,能力有限,不求匡翼一簧终亏。且敝校创办以还瞬将一载,汲深绠短罗掘俱穷。伏肯俯念芙等经营之辛苦,赓续之艰难,准予立案,并咨江苏巡按使转饬沪海道尹,就近拨款补助等情,到部查师范学校规程第六十五条,讲习科由省行政长官定之,该校即经改正名称,自应遵照此条禀由本省长官咨部立案,以符定制。至拨款一节,亦应由省长官视察该校情形,应否补助,酌核办理。除批示外,相应咨行贵使转饬酌办可也。此咨江苏巡按使。

这一则公文传递出几个信息:

1、黄绍兰与钟镜芙等共同创办了博文女校,时间应在距1915年6月近一年前的1914年。

2、因学校章程的第一条为“授女子以高等文学,以期养成师范中学教员”,即是以师范教育为目标,按照当时的江苏省教育部章,应归入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因此被教育主管机构要求改名为“国文讲习科”。而黄绍兰等在行政压力下,不得不“遵示更名”。

3、黄绍兰等办学近一年,仍在申请教育机构为其立案,并向江苏巡按使及沪海道尹寻求拨款补助。

1915年7月10日的《申报》第10版也有一则消息《博文女校改名国文讲习科》,是上海县公署奉江苏巡按使公署饬开,得知博文女校已经“改正名目”。

因此,笔者认为,黄绍兰与友人于1914年在上海已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名为“博文女校”,但经营近一年后,于1915年更名为“国文讲习科”。

那么黄绍兰1914年是否在上海呢?据湖北省志人物编辑室编《湖北人物传记》记载,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张勋于9月1日攻陷南京。“是时全城骚然。在危难中,黄绍兰镇定安排师生转移,经一一遣返原籍后,只身回沪。1914年,黄绍兰寓居上海,以为人作家庭教师糊口,同年,与黄侃结婚,翌年,生女珏珏。”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的回忆亦言:“黄绍兰到上海开办博文女学,不久,季刚亦到上海,即向绍兰追求,……后产一女孩……乳名阿珏,学名允中。”两则资料反映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黄绍兰先到上海,后与黄季刚(即黄侃)结合。那么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是不是1914年呢?

1916年的杭州《教育周报》报道,“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开办已历三年,校长钟佩萸女士邃于国学,富有家政经验,本学期增设缝织刺绣科,并授以家事学。”同年的《环球》杂志也有报道:“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学为云间钟佩萸女士所创办,两年以来颇著成效。”这些材料都把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向前推至1914年左右。

最直接的一条消息来自《申报》。1919年11月2日的《申报》第11版,有《博文女校五周年纪念》消息,内述:“博文女校为钟佩萸黄绍兰创办,兹钟君北上由李果女士代理校务,昨日开五周年纪念会。”说明时人已认可学校为1914年创办的。另外,《申报》1924年7月6日第22版有《各学校之毕业礼》消息,称博文女校计划9月9日过十周年的纪念会。这些都把博文女校的诞生时间推至1914年。

前引诸报道中提到的博文女校校长钟佩萸,据《环球》杂志介绍,其为“前北京女师范最初第一毕业,邃于国学,尤重道德。”而黄绍兰也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因此与钟女士算是同学。汤国梨回忆说“由于绍兰爱好钻研文学,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就请了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以后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由另一位姓钟的同学接任校长,由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学校董事长。”这样《教育周报》等报道博文女校校长为钟佩萸,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根据这些记载,笔者推断黄绍兰、钟佩萸于1914年已创办了博文女校,中途1915年改名为“国文讲习科”,后在1916年又改回了“博文女校”的名称。故此后人才有黄绍兰1916年创办博文女校之说。

(三)学校的经营

1、课程设置及校址的搬迁

1916年时的博文女校,设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引者注)礼和里,由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及邵力子、邹鲁、张继等组成校董会。

至于学校的课程,“下学期增设裁缝、刺绣以便年长失学者易谋生计,而国文讲习科各班亦须推广学额,以宏造就师资”。“注重文算学者依其志愿,不限年龄程度,俾年长失学者不至有向隅之叹。”这说明学校的办学目的,既为了教授学生一定的谋生技能,也有培养教师的设计,可以说是一所教育目标明确、适应社会需求的学校。

1916年时博文女学还计划增设中学。这出于学校对当时教育环境的分析:“沪滨人烟稠密,旅客尤多……莘莘学子,失业堪虞,本校有鉴于斯,用是扩充学额,作育人才。除原有各科可以随时报名外,今更增设中学一科。”其简章如下:

一、程度。高小毕业或具同等之学力者。二、科目。科目为伦理、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法制、经济、理科、家政、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学额。暂定三十名。三、纳费。每半年学费十五元。中途来学者减半寄宿者,每半年三十元,午飨走读按月二元。四、报名。随时报名,满十人先上课(报名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礼和里本校)。五、优惠。凡隶籍湖南北及松属七县学生均减收学费两元,以敦乡谊,聊尽绵薄,一切免收请俟异日。

博文女校还附设幼稚园。1916年9月,博文女校奉教育部及齐巡按杨道尹批令“切实扩充,组织完全女学,并附设幼稚园”。此时“钟佩萸、黄绍兰诸女士已将校舍迁至法租界贝勒路,于月初开学,幼稚院亦已开办。”

1919年时博文女校仍在“霞飞路口(今淮海路——引者注)贝勒路礼和里”,当年1月21日,学校举办了国文讲习科、高小科、国民科的毕业式,有演唱国歌、校歌,行敬礼,授证书,祝辞答辞,表演体操等内容。

1920年,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后,获得资金支持得以再次开办,地点在“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引者注)。“绍兰自是精神益振,原有师生闻风而至。以学生激增,校舍狭窄,乃迁校址于蒲柏路(今太仓路——引者注)。”

一大纪念馆资料组亦对此有所研究:“博文女校是1920年或1921年搬到太仓路的,当时学生约100人左右,是全日制。中学部没有男的,小学有男生,但不多,是复式制,一个教室中有两个班级。“一·二八”抗战前,在附近增辟校舍,学生最多时达300人”。

1923年9月,章太炎创办的《国华月刊》创刊号,刊登了《上海博文女学校学则》。内容分为八章——总则;编制;学额、学科;授课时数、学分及毕业;学年、学期、休业日;入学、退学、请假;纳费;附则。《学则》写得颇为详细,可见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上都达到一定水平。

2、经费来源

因是私人办学,且主办者并不富绰,因此学校的经费缺乏是为常态。黄绍兰等坚持办学,一直在积极筹措。首先是向教育当局申请。1919年《江苏教育公报》报道省长训令第1707号,说明上海博文女学向江苏省教育厅请求补助,财政厅长准酌予一次补助500银元,在1918年教育预备费项下支拨。

政府拨款毕竟有限,杯水车薪。因此学校也需要依靠社会力量。黄绍兰开办博文女校,得到“黄炎培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校董还有清道人、谭组庵(即谭延闿)、张让三、章一山(即章梫)等知名书法家。他们对学校“雅相推重,为之筹划经费,维持永久。”纷纷为学校学校捐赠书法酬劳。

黄绍兰本人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亦藉此为学校筹措经费。1921年7月19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为博文女校招生及黄绍兰鬻书的启事,全文如下:

博文女学招生  黄朴君鬻书启

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謇,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君谦让未逮,强而后可。兹由同人公凝润格,□□代留心翰墨者忽贵远勿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张謇、高野候、宗书年、黄炎培、黄厚成、张志潜、章炳麟、王承谊、张美翔、章梫同启。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难,单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办了。1920年8月《民国日报》有载:“本埠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前以经费支绌停办一学期”。学校停办后,黄绍兰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次年春,著名实业、教育家张謇之兄张詧重其文章志行,出资助其回沪,于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引者注)重办博文女校。

学校重新开放,也有同道人士的协力襄赞。“校董瞿鸿禨夫人、赵君坚夫人,章太炎夫人及旧日生徒,深以停办为可惜,筹商恢复,改订学程,以应时事需求。设文艺专修科,注重国文、英文、算学,关于经费一层,则组织校董会全力维持永久,闻瞿夫人擅八分书,对于校事力予赞画,黄女士前充该校教务主任,国学颇有根袛。据云聘请教员必求专门人才,旧学新潮,不能偏重,若然诚女学根本之图也。”

重新开校后,博文女校的教学逐日走上正轨。

1924年1月,已在“法租界嵩山路南”的博文女校,举行寒假休业礼。会上,校长黄绍兰公布了次年的扩充计划,“除原有文科中学高初小学外,特设国文补习班,为年长失学之女子谋救济,专授常识书札”,以期能够速成应用。寒假期间,黄绍兰校长还会为高级小学以上的学生补习国文。


二、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的进步运动

博文女校诞生后,在富有爱国精神的校长黄绍兰的影响下,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到进步的革命行动中。

(一)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行动

1919年5月6日,上海的报纸开始报道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形,上海各学校、各团体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7日,江苏省教育会、世界和平共进会等50余个社会团体、2万余人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声援北京学生的国民大会,参会者手持写着“争还青岛”、“讨伐卖国贼”、“挽回国权”等口号的白旗,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神州女校高小以上学生200多人和民生女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全体学生参加了大会。”上海的女学生开始投入运动。博文女校学生的身影亦出现其中,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

5月8、9日下午,上海各学校代表在复旦大学召开预备会,讨论组织学生联合会事宜。博文女校与上海女子中学等12所女子学校加入,到10日为止,加入学生联合会的已有44所学校。会后,各女校纷纷成立了学联分会。5月9日“国耻纪念日”这天,全市各学校停课一天,学生们整队到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五四运动期间,博文女校的师生非常活跃,校长率领大家每天出外活动,不是参加反日大会,就是游行示威。有时还深入到居民中间,挨家挨户进行反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入会的共有44所学校,“其中女校14所(当时全市共有61所女校),并都按学联章程成立了分会。”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镇压学生运动,并迫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北京学生于5月19日罢课。上海学生立即响应。5月26日,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学校的学生2.5万人齐集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宣誓典礼,誓词写到:“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反顾”。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步伐整齐、精神严肃,绝无凌乱之状。夹道观者,无不为之兴感。”

罢课之后,上海学联发动各校学生进一步推动商界抵制日货。博文女校的学生将拍卖手工艺品所得的钱,作为活动经费,举行了救伤及看护练习。

5月31日,上海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郭是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与军警斗争,呕血而死。会场上男女学生万余人从容驻立,学生联合会会长何葆仁、北京大学许德珩等分别进行了演讲、报告。在各女校唱追悼歌后,全场各校莅会者整队游行至南市,博文女校学生亦在其中。各队游行时,手持爱国会的白绫小旗,上绘一五色旗,旁注爱国同胞勿用日货字样。

追悼会后,学生们又向各商店宣传罢市。博文女校的教职员李果、程孝福、钟道英等女士,与勤业女校的朱剑霞作为代表晋谒商会長。李果副校长表示现在只有抱定牺牲主义:学界牺牲光阴、牺牲生命,商界也应该在获利上有所牺牲。在学生的积极努力下,上海商界于6月5日宣布罢市。

(二)博文女校与上海女界联合会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博文女校的师生参与创办了“上海女界联合会”这一重要的妇女运动组织。

1919年6月5日,博文女校等女学生在女子救国会全体干事率领下至街头演讲,6日下午,女子救国会干事陆蕴玉在霞飞路散发传单宣传被拘,在法租界捕房陆对翻译申以大义而获释。7月11日,钮永健夫人黄梅仙、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址设博文女校,黄梅仙、李果分任会长、副会长。7月15日,上海女界联合会举行演讲,郑璧演讲《亡国铁路》,李果讲演《虎列拉(即霍乱病)之状况及预防法》,积极宣传爱国与科学。

女界联合会于博文女校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上,制定了该会的简章,“定名为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声明“本会以竭女子之知能,启发国民之自觉,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同时确定“本会事务所暂假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校内”。后女界联合会以“不宜久附属于博文”为虑,于1919年9月15日迁入霞飞路358号。

上海女界联合会是“以上层知识妇女为主要成员”的爱国团体,与中华女子救国会等一起,开展“爱国宣传、抵制日货、兴办平民教育”等活动,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妇女团体。该会的会员多是知识分子,具有新思想。“三罢”期间,女界联合会的成员经常举办家庭演讲会,内容有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家庭教育、儿童教育等。李果、程孝福等负责人也经常亲自参加演讲。她们还以各种形式同其他妇女团体联络友谊,交流情况,互相支持。

博文女校的副校长李果热心社会事务,担任上海女界联合会旬刋总编辑,她的“学识优长,富于爱国精神,久为女界所共知”。1919年5月,为商议山东问题应对办法,留日学生曁京津学生均派代表来上海,联络各界进行国民大会。在5月15日的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集会上,李果进行了演说,应是响应会议主题,号召上海各界团结一致,与全国共同行动,同心御辱,以挽救国家之危亡。

李果还参加了11月29日在松江召开的国民大会,到会者有各界联合会、商界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以及各男女学校代表。在这次集会上,刘清扬作为全国各界联合的女代表、李果作为上海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说。刘清扬述明援助闽人之理由,以及及抵制日人之方法。李果则主张家庭演讲,唤醒国人迷梦,一致对外。二人演说时,风雨四合,“而与会各团体犹兀立不动”。后各团体代表均发表了演说,并赴市街中游行。女界联合会及与会各女校仍留下,请刘、李二人再次发表了演说。刘清扬的演说,鼓励妇女须及时自觉、自主。李果仍侧重阐述了教育的目的,“谓我侪须打破日本式之女子教育,勿仅仅以贤母良妻自居”,女子也应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李果因工作繁忙,外出演讲中又遇了风寒,不幸患肺病,于1920年1月26日逝世。上海各界人民还为她开追悼会,称赞她是妇女界的“指导良师,互助益友”。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立即改组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定名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以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及经济的权利,反抗一切压迫为宗旨”。并以该会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指导妇女运动。

1925年1月,为避免与各地女界联合会名称混淆,同时为更便于联络各国妇女协会团体,增强社会影响力,中华全国女界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妇女协会”,黄绍兰等9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

其后,博文女校亦未缺席近代中国历次重大的革命活动。如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黄绍兰以博文女校校长身份,参与到上海妇女界慰劳伤病军士的筹备工作中。在30年代的抗日浪潮中,黄绍兰代表博文女校参加了中华妇女救国大同盟,发表安内攘外意见书,希望国民政府集中救国人才、实现全民政治;惩办不法贪污;修明內政;公开统一的外交;公开翔实的财政。

黄绍兰领导下的博文女校师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却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而黄侃和黄绍兰均是国民党元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甚为密切,所以,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了她。直到1933年,国民党市党部才以‘设备简陋’取消该校。”

(三)博文女校与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在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

关于博文女校是怎么被选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的,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他的住处邻近博文女校,他的新嫂子薛文淑当时就在那里求学,应当了解学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况,李汉俊又与女校长黄绍兰有同乡之谊,不难商量。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王还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引者注)联系的,她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缘此,王会悟与黄绍兰相熟,熟人好办事。三说是董必武与黄侃有同学之谊,当时黄侃任教于武昌高师,董必武通过黄侃致信黄绍兰,称北京大学的一些师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随后,再由李达(一说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晤谈商定租借女校之事。

据包惠僧回忆,选定博文女校为代表住宿处后,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其实住了20天左右。“当时我们租这个房子是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的。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应为黄绍兰——引者注)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他们全部住在该校的楼上。”

1921年7月22日,即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的上海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过一次碰头会,按包惠僧回忆录的说法是“预备会”,而陈潭秋说是“开幕式”。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包惠僧外,有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及毛泽东等。“李达也把王会晤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的凉台上”。

中共一大的“会议一般都在晚上进行,而不是白天”,而清静的博文女校,也为居住其中的代表们提供了思索和讨论的场所。毛泽东经常在居住的厢房内,低着头来回踱步,苦苦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连代表们经过窗前和他打招呼都不曾看到和听到。代表们在这里聚会、交流、讨论,“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同时又规划、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在这里计划着中国的未来,活动时间之长,内容之重要,是不容忽略的。博文女校的活动,积极配合了兴业路的正式会议,其意义与历史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博文女校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宿舍,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正如前文所述,博文女校是一所具有进步性的学校,学校从妇女教育入手,以爱国、救国为担当,校长和学生具有与男子共赴国难的勇气,更有从细微处着手、稳步推进的智慧。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得博文女校在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地上,具有了“政治安全”的含义。


从黄绍兰、徐宗汉、汤国梨到李果、王会悟,这些思想进步的女子引领着博文女校的社会活动。她们所代表的进步力量是中国妇女界中的翘楚,而近代上海亦为她们提供了施展才智与抱负的场所。同时,黄绍兰们的作为也为上海提供了更多进步的动力。这也正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原因。博文女校参与了中国妇女革命运动的历程,见证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博文女校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住宿地,也为他们提供了讨论、思索的场所,可以说是中共一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博文女校于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意义,可以更广泛一点。与这所学校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不论是校长、老师,还是学生,都为了中国的新生做出过自己的努力。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是由无数细微的事、独立的人汇合、凝聚而成的,无数力量的汇聚,最终形成前进的力量,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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