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与无政府主义

王长流

原载收录于《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注释从略

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袁振英曾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共产党》月刊撰述员、俄文生活报英文翻译、外国语学校教员等,凭借出色的外文优势,他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方面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袁振英也因此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的马前卒”。然而,观其一生,真正影响他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派别传入中国始于清末民初。甲午战争后,战败的中国人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道。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正在日本流传,并很快博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1907年6月,流亡日本的张继、刘师培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衡报》;同年7月,旅居法国的张人杰、吴敬恒、李瀛煜创办《新世纪》周刊。这样“讲习会派”和“新世纪派”就成为中国人最早成立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它们在留学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辛亥革命后,著名无政府主义大师刘师复等又发起组织晦鸣学社,创办《晦鸣录》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成为众多为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袁振英就是其中之一。

1894年7月12日,袁振英出生在一个“诗书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曾任奉直大夫,官至五品,在袁振英出生前已经去世。二伯父是道光皇帝的御史,六伯父是武举人,做过广州鱼珠炮台的军官。袁振英的父亲袁居敦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由于看透官场的腐败和贪婪,加上袁氏家族与满人的“九世之仇”,袁居敦宁愿做枪手,代人考举人,也不愿涉足官场,光宗耀祖。他也为此引来乡人的非议,骂他不为桑梓增光。

袁振英五岁便跟随父亲读书,学八股,接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对此,他回忆说:“我五岁便随父读书,学八股,什么‘起乘转合’……诗词歌赋都学过了。因为他是教‘大馆’的,我有暇便要旁听。在少时,读过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正所谓‘一人得志,鸡犬皆仙’了。所以我自少便装满了这些毒素在脑子里面,但其中也有些思想不是完全腐败的。”父亲劳忙时,便让袁振英帮其授课。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袁振英对读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从小站讲台的经历也让袁振英对教师职业产生了好感。晚年袁振英常常说道:我“平生只是一个‘书呆子’,……只喜欢读书,与古人为友。”“喜欢教书”,“以卖文为活”。

1905年,袁振英跟随父亲来到香港。当时正值列强侵华,清廷腐败,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揭竿而起,投身革命。1908年春,袁振英的同学李文甫来到香港,与胡汉民、冯自由等共同组织同盟会南方支部,宣传革命。受他们的影响,心怀救国之志的袁振英也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1912年7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复与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在广州东堤东园组织了“心社”,“提倡无政府主义,主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不坐人力车轿,废婚姻和姓氏等。”从小就反对母亲吸烟、打东莞牌,道德感极强的袁振英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主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袁振英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在香港组织了“大同社”,同广州“心社”相呼应,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主义。这便是袁振英踏上无政府主义道路的开始。几十年后,袁振英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道:对于无政府主义,“我当时在香港也觉得很赞成”。

1915年7月,袁振英从香港黄仁书院毕业,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留在香港工作,而是毅然北上,投考北京大学。当时北大的学术风气异常腐败和保守,袁振英并没未受此影响,而是在学习之余,继续研究和关注无政府主义。他比较赞同北京大学高一涵教授的观点,认为无政府主义翻译为“无治主义”更为恰当。“无治主义”不仅主张“无政府”,而且主张无强权、无宗教、无姓氏、无民族、无婚宴、无家庭、提倡自由恋爱等。1917年5月,袁振英和同学赵畸、黄凌霜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实社”,这是一个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为了扩大“实社”的影响,他们编辑出版了“实社自由录”,太侔、震瀛(袁振英)、超海(黄凌霜)、竞成、区声白、华林等为主要撰稿人。

除了参加实社的活动,袁振英还利用出色的英文优势,翻译了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女士的《结婚与恋爱》,刊登在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五号上。这是一篇反对婚姻制度,赞同自由恋爱的文章,袁振英对于其中的观点极为赞同。受高曼思想的影响,袁振英也主张从废除婚姻家庭制度入手,来改革旧的不合理的社会,他在《自由录》第2集上发表《万恶之源》一文,认为“夫人类有所谓男女,无所谓夫妇更无所谓婚姻。乃自婚姻之制度定,而夫妇之道苦,夫妇之名分定,而男女之爱情绝矣”,号召人们打倒传统的婚姻制度,主张自由恋爱。事实上,早在中华民国元年,18岁的袁振英就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废除父母包办的婚姻,他在广告中是这样说的:“本年孟夏,鄙人父母,与尹思荣,共结秦晋,吾未知也!惟我与女,并无接洽,文明婚配,焉肯盲从!特此声明,以免后论!”在袁振英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和宣传下,一批热血青年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著名作家巴金在回忆中说:“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指上文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女士,笔者注。)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

1918年1月中旬,蔡元培校长为了整饬北京大学不良的校风,组织成立了“进德会”。“进德会”的等级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议员;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袁振英也加入了“进德会”,并成为最高级的会员,“曾不食肉五年”。袁振英还要求蔡元培校长在进德会上加上“不婚”一条。正如他参与组织“实社”时主张的一样,提倡不婚主义,独身主义,反对无恋爱的婚姻,赞成无婚姻的恋爱!十多年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向衰落,袁振英在其著作《性的危机》中还坚持认为:“婚姻制度是长期卖淫,娼妓制度是短期卖淫!”

1918年7月,袁振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去广东国立高等师范教书。半年后,由于学校经常欠薪,出于生活上的考虑,袁振英辞去教职。后辗转到菲律宾,组织、创办全菲律宾华侨工党,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袁振英在菲律宾的进步活动受到菲政府压制,1920年2月被迫回国,先后担任《香江晨报》、《民号报》、《新民国报》的编辑,并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1920年上半年,为了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袁振英和新闻界一些同行发动广州、香港数十名记者,组成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自己担任英文秘书一职,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游说,宣传反对“二十一条”。同年7月返回大陆。

从袁振英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可以看出,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非明确属于某个派别,而是无政府主义所共有的某些思想加上中国的大同思想。事实上,无政府主义的内部统一性很小,无政府主义并非是具有系统、明确、严密、一致的主张的“主义”,而只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文革”时期袁振英在悔过书中就曾写道:“几十年来,我是始终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分,又有蒲鲁东、巴枯宁派、克鲁泡特金派等。其余又有所谓虚无主义、费边主义等等。各派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袁振英这时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提倡自由、倡导互助、重视道德修养,反对一切强权,信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强调工会的作用。总之,这一时期袁振英已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实际传播者,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一名骨干。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就是改造不合理的中国社会的正确选择。

1920年7月,袁振英回国途经上海,应陈独秀之邀,帮忙编辑《新青年》杂志,协助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晚年袁振英对此曾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担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防碍。” 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袁振英成为八个发起人之一。与此同时,外国语学社也在此成立,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员。外国语学社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第一批团员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这期间,袁振英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不遗余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将《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该栏目的主编。《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至六号中,“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刊登介绍俄罗斯译著38篇,其中译文35篇,袁振英以“振瀛”等笔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新青年》第8卷第4号“俄罗斯研究”专栏的13篇译文,全是袁振英翻译的。这一时期,袁振英还担任陈独秀的翻译,方便陈与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沟通,并经陈独秀介绍担任《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英文译员,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建党活动。此外,在上海期间,他还为《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撰稿,并“曾往武汉联络恽代英同志,调查武汉三镇的劳工状况和学生状况,以便联络”。不难看出,袁振英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功不可没。难怪后来他自称为“共产主义马前卒”也并非没有道理的。

1920年底, 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对这次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回忆说:“‘民九’( 1920)粤军入粤, 赶走了莫荣新( 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 要我传话, 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

到广州后,袁振英担任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现为广东广雅中学)校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学校的治理上。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不过他另外一个重要使命是发展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广州成立了“广州共产党”,这一组织被革命者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陈独秀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多次激烈争论,意见始终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重新主持成立了“真正的共产党”,取名为“广州共产党”,袁振英也成为该组成员。作为第一中学的校长,袁振英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顶住社会上封建卫道士的各种压力,招收女插班生,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同年3月23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作出决议,在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将省立第一中学的模式推广到全省各中学。其实袁振英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可追溯到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早在北京大学“实社”时期就极力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还曾身体力行,在报纸上公开申明放弃父亲给他订的婚姻。“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或许是袁振英做的最后一件轰动的大事。之后,一向认真严谨的袁振英,试图整治校风校纪,却不料引起学潮,这使得他心力交瘁,而这时广东省府正要派遣100名公费留学生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于是1921年8月,袁振英辞职离校,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陈延年曾写信向袁振英报告了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并邀请他参加。但袁振英以里昂离巴黎路途远以及功课繁忙为由婉言拒绝了。就这样袁振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对于脱党的原因,袁振英曾解释说,一是他深受无政府主义强调自由的影响,适应不了中国共产党严格的纪律,“喜欢持着一个学者的态度来研究”,因而对于共产党的建立只作“友谊的帮忙[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8),上海古籍出版,2008年版,第672页。]”;二是对陈独秀任中共的领袖前景不看好。他曾写到“我根本上不认为陈独秀有领袖的才华,像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那么样”,“根本上,陈独秀不懂得什么叫做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相比较而言,显然前者是其脱党的关键,对于崇尚自由思想的袁振英而言,这或许只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一种表现而已。

实际上,在袁振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杂志为阵地,对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个人万能”,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等观点进行驳斥和揭露。对袁振英来说,论战的双方一边是现在的战友,一边是曾经的同事(袁振英和这次论战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曾经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实社”的核心成员),因此在论战中,袁振英一直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曾劝他们团结,不要分裂,分裂没有好处。”尽管如此,作为《新青年》的编辑者和《共产党》月刊的撰述员,袁振英在论战中,也很难置身事外。1921年3月2日,无政府主义的阵地《广东晨报》刊文对陈独秀、袁振英等进行攻击。作为信仰无政府主义达八年之久的袁振英来说,面对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袁振英的思想亦十分矛盾。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仿佛是天平的两端,出于“殊途同归”的认识,他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但无政府主义退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事实让他看到这种平衡难以为继,因此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了共产党组织。

1924年袁振英从中法大学博士院毕业,应孙中山邀请回到广州,担任刚成立不久的国立广东大学(后改成中山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到新中国成立前,袁振英还先后担任广东省立法官学校教员,武汉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兼任国立武昌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农政部编译委员,广东航空处编译处主任,广东编练委员会编译员,航空署编查科长,空军总司令部训育科长,暨南大学俄国文学史教授,虎门军官教导队政治教官,青岛大学教授,航空委员会编译科长,广东勷勤大学教授,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教务长,广东大学法文讲师,江南汽车工程学校教务长,行辕军官英文教员,崇焕中学英文教员等。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袁振英被迫频繁地更换工作,这对于希望改造中国社会的袁振英来说,或许只能用无奈和不得志来形容。唯一令他欣慰的,可能就是工作的大部分时间还能从事他钟爱的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振英一直失业在家。生活的不如意让袁振英不禁悔恨自己违背了当初坚持不婚的信念,而误入围城。他情绪低落的写道:“我原是主张不婚主义和无后主义,我在‘北大’进德会时已主张,曾作一文登在《实社自由录》。因为蔡先生在进德会缘起上,劈头便引书经说:‘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一切家庭社会罪恶,都由于情欲而产生!‘不幸倒运遇着有情人’,至有今日的痛苦。”周恩来在了解袁振英的境况后,介绍他到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1953年8月被广东省政府聘任为广东文史馆馆员。虽然工作有了着落,袁振英依然感到郁郁寡欢,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可见一斑:“我自少在香江学英文,在北大又学西洋文学,在法国更不用说了。所以对于西洋文物还可以一知半解,对于中国文物便完全是门外汉了。但是省统战部坚持,我便无法回到中大去,只能滥竽充数,有愧俸钱,服从组织罢了。”“我平生只是一个‘书呆子’,不喜应酬,不喜欢参加一切党派活动,只喜欢读书,与古人为友。”在“文革”期间,袁振英因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差点被判死刑,精神上受到无休止的折磨。1973年7月,他再次给周恩来写信:“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您们日理万端,我也要来打扰您们,罪该万死!不过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妖魔鬼怪,不知何日能肃清?!”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对生活的迷茫,对现状的不满。1979年1月袁振英在广州病逝,结束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自由”生活,也从现实的“不自由”中得以解脱。


袁振英一生对无政府主义者描绘的理想社会情有独钟,到老还在为没有坚守不婚的信念而懊悔。他把无政府主义称为“无治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殊途同归”,信仰无政府主义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此,他在陈独秀的邀请下,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当人们把它作为现实目标来追求时必然陷入乌托邦式的幻想。超越现实的空想与贴合时代的需求,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二律背反。无政府主义能够兴盛一时,在于它迎合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它的破灭源于它脱离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二律背反也是袁振英一生追求自由的真实写照,脱党后的袁振英在这种境遇中挣扎,他坎坷的一生正是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由发展走向破灭的缩影。袁振英作为一个学者型党史人物,他身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印记,他的人生轨迹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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