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徐云根

原载收录于《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注释从略

中共创建史是中共党史的开篇,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其研究可以说在中共建立后不久便开始了,90多年来经历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碍于史料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很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有待广大党史工作者将来继续努力,进一步挖掘。本文在此就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和将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展望,以求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历史和阶段

1、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起源

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后就开始了。因为有关中共创建史的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有了,如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1921年6月),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10日)、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4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5年底至1926年初)和邓仲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年)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发表过一些建党人物如毛泽东、陈潭秋、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回忆资料。建国后又发掘了一批史料,一批有关五四运动与中共创建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但是,在1966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事实上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在一定的意义上,只是作为宣传与教学的辅助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史研究成为搞个人崇拜、论证错误理论、制造冤假错案、打击政敌的工具。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创建史研究才走上正轨。

2、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上世纪在80年代中共创建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开辟之作应该是张静如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李新、陈铁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的编写出版。另外还有庄有为等编著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大量研究参考资料,如《“一大”前后》(1-3)、张国焘《我的回忆》(1-3)、《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维经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新民学会资料》、《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一大”回忆录》、《包惠僧回忆录》等。为研究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是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一方面是纪念建党70周年的推动,另一方面是因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黄修荣主编的一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1-21),公布了大量保存在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时期出版的研究著作由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沙健孙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等。

进入21世纪,经过纪念建党80周年、建党90周年活动的推动,中共创建史研究出现了第三个高潮,许多方面有了新进展。出版的资料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张申府访谈录》、《罗章龙回忆录》、《中共创始人访谈录》、《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下)等。出版的专著有黄修荣著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曹仲彬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刘宋斌、姚金果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连儒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倪兴祥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词典》等。发表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

二、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现状和最新成果

1、关于中共创建史的时限

关于中共创建史的起始时间:以往较多的是将其定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开始讲起,如张静如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周尚文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黄修荣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曹仲彬的《开天辟地大事变》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

第二种是将1919年5月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开端,如蒋绍椿、冯正钦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李新、陈铁健的《伟大的开端》和刘宋斌、姚金果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

还有一种如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沙健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则将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的起点定在辛亥革命,此种观点明显受了1942年毛泽东讲话的影响。

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结束时间也各不相同:一种是将中共创建史的结束时间定在中共二大的召开,如张静如著《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还有一种就是将中共创建史延长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召开。如蒋绍椿、冯正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

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问题党史学界有较大的分歧。有的似乎把传播提的越早越好,认为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有的强调要十分细致地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从“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从总体上说,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运动。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三次争论有了新的说法,譬如认为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是敌我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对无政府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也给予了恰当的评价。

关于这方面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成果是2012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这是一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行全景式扫描的著作,其宏大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结论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传播史》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置于近代救亡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从源头上来论证、说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救国救亡思潮演进过程中的必然性。在这样一种视野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三种力量得以呈现,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士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过去往往只强调第一种力量的作用,忽视第二、三种力量的积极作用。

3、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

本世纪之前,中共早期组织一直被称为“共产主义小组”。1940年陈谭秋在《共产国际》第7卷四、五合刊上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但并未广泛流传。直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中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后,才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引用。但党史学界认为这一说法与当时历史事实不符。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已不再称“共产主义小组”,而改称“共产党早期组织”。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革命局”的称为,至于革命局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与中共早期组织是什么关系?目前国内有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上海“革命局”是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开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大会,并产生“社会主义者同盟”之后的派生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另一种观点则断然否定上海“革命局”与上海发起组之间的关系,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随着同盟的解散这一机构也就消失了。以上情况表明,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201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这是首部研究中共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该书基本上理清了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过程,经过考证、甄别,确认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及其变化过程,并撰写了每个早期组织成员的传记,收齐了所有成员的照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共有58名党员的新观点。

4、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目前以中共一大召开为标志,其实在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该从1920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开始就算,不过具体到什么月份又有争论,如6月、8月、11月;第二种说法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历史过程,从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再到一大正式成立。

5、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的关系

目前史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的结果。具体表现在思想理论、组织和经费上的帮助。国外学者更是断言中共是苏俄移植的产物。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创建的。首先,中共的建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其次,它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内因,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建立。

随着近年来档案资料的开放,针对苏俄、共产国际对华早期工作机构和人员的研究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李玉贞、李丹阳、刘建一等学者根据俄文、英文和日文档案研究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

6、关于中共创建人物研究

以往大多聚焦于中共创建过程中和后来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身上,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李达、李汉俊等,这几年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党史界对一些党史上的灰色人物,甚至反面人物开始关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他们在建党时期的贡献,如刘仁静、包惠僧、金家凤、袁振英等。

7、有关中共“一大”、“二大”和“三大”的史实考证

中共“一大”一直是创建史研究的重点,但是目前存在争议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最多。对“二大”、“三大”的研究在以前很少,进入新世纪后,召开了几次比较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发表的文章也开始多起来。

(1)关于“一大”开幕日及党的诞生纪念日

众所周知,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从史学的角度,弄清楚党诞生的确切日期,是完全必要的。1979年大陆学者邵维正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访问了参加“一大”的幸存者的基础上,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三个方面论证,确定开幕时间为7月23日。这个结论已被海内外普遍接受。

(2)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和资格

关于“一大”代表,历来有12人和13人的说法,主要分歧在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事实上由于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察制度,因此有人指出应提“出席者”为妥。这样一大出席者应该是各地组织代表13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共15人。不过最近又有学者对湖南代表何叔衡是否出席一大提出了疑问。

(3)关于“一大”闭幕的日期

“一大”上海会议遭巡捕房袭扰而被迫中止是在7月30日晚上,此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完成了全部议程。但是对在嘉兴开会的时间存在多种说法,目前主要有8月1日、8月2日、3日、8月5日这种观点,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又论证的不够充分,更缺乏第一手资料。

(4)关于“一大”党纲研究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和决议中文本,能够看到的只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一大”纲领第十一条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迷案,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目前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第一,遗漏说。第二,技术错误说。第三,删除说。另外学者们对其内容也进行了各种分析猜测。最近有学者提出,这两个文件并没有在一大上正式通过。

(5)中共“二大”代表问题

对于二大具有争议的问题是二大代表问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等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提出二大代表“12人说”,他们是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煮、李达、李震赢.、施存统,代表名单尚缺一人。《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同样确认了这份名单,其中一人姓名不详。学者乐基伟认为“第12人”应该是邓中夏,而且代表北京党组织出席的是高君宇,不是罗章龙。学者周承恩则指出,蔡和森不是湖南党组织的代表,而是中共留法党组织代表。

(6)中共“三大”召开的时间和代表

  以往中共党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是 1923 年 6 月 12 至 20 日,这一说法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份文献。随着共产国际代表,三大主要操办者、指导者马林有关三大的信函、报告的公开发表,并根据其他材料印证,有学者经过考证推断,三大的召开时间应是 1923 年 6 月 10 至 19 日。

关于出席三大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 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30人,有的说是30多人,还有的说40人。有学者最近经考证,认为出席三大的代表总人数45人,其中正式代表为40人,列席代表、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3人,还有2名共产国际代表。

三、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责任和路径

1、研究中共创建史是上海的责任

2006年3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瞻仰了一大旧址,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我们有幸在上海工作,既感到十分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2013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那么在建党百年来临之际,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的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把我们党的创建史研究好,把所以问题弄清楚。而不被国内外一些敌对分子作为抹黑攻击我党的借口。

2、必须进一步发掘新材料

从以往经验来看,要想取得新的突破性的成果,必须挖掘新的史料。为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从2015年开始赴海外征集中共早期档案资料,两年来已经先后赴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地征集到300多万字的档案资料,今年已经整理编辑出版了《中共首次亮相国际舞台》(档案资料集)、《陈公培文集》等书籍。

3、必须整合各种研究力量

虽然我国党史界已将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但是,总还需有人坚持中共创建史研究领域。为迎接建党百年,2016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聘请了国内外著名的37位党史研究专家为中心特约研究员,并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业务指导单位,准备联合团结各方力量,打造一支研究中共创建史的国际团队,今年出版了比较高层次的学术刊物《中共创建史研究》第一辑,今后每年出版一期。

另外、2011年成立的嘉兴学院红船研究精神中心是新崛起的一支研究中共创建的团队,1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去年出版了《中共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今年上半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卷,下半年将出版《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日期考证》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下卷。当然、今年8月成立的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是一支研究中共创建史新的重要力量。

(四)必须打开新的思路运用新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离真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冲破传统思维和主观好恶的束缚,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研究党史。同时,还要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宽研究范围。对于党的创建,过去多从党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事实上党的创建只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如果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或更进一步将其置于20世纪世界大趋势和整个共产国际运动中加以考察,就能对一些问题作出时代的诠释,这样产生的认识和观点自然会上升到较高的层次,更有新意和深度。

同时,我们除了运用传统的历史分析法、历史比较法、逻辑方法、逆向考察法、系统理论法、数量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的基础上。党史研究者也应紧跟时代发展的趋势,利用网络促进创建史的研究,从网络上收集信息、检索资料、浏览最新成果、下载资料为我所用,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资料保管与利用的方法。特别是我们应该尝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来分析研究,说不定会有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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