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潭秋与中共顺直党组织的整顿
张玉菡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3辑

    1928年6月,被调赴上海不久的陈潭秋被中共中央委以巡视员身份,赶赴天津巡视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帮助解决顺直问题。此后近一年,陈潭秋都忙碌在中共顺直省委等北方党组织的组织整顿上,为解决中共顺直党内纠纷,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对于顺直省委改组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对于蔡和森、刘少奇、周恩来对顺直问题的处理研究成果也不少,但对于陈潭秋对顺直问题的判断、对顺直党内纠纷的处理意见、在解决顺直问题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揭示尚不够深刻,本文意在对此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

    一
    顺直省委是中共河北省委的前身。省委管辖地区包括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等省以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地区。在1928年6月陈潭秋去天津之前,顺直党内已经处在纠纷中一年多时间,并历经两次大的改组。
    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遭奉系军阀破坏后,中共中央为了坚持直隶和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根据中共五大的有关决议,于同年5月19日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由彭述之任书记。6月中旬,先成立中共顺直临时省委。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正式成立,书记仍为彭述之。在筹备建立中共顺直省委的过程中,已经产生纠纷。主要是在传达中央关于组建顺直省委问题的指示中,出席中共五大的天津代表与受中央委托筹建临时省委的陈为人之间产生分歧,并由此而产生纠纷。八七会议后,王荷波、蔡和森受命中央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简称北方局),管理顺直、山西、内蒙、满洲、山东等地党的组织和工作,并被要求改组顺直省委,全权解决省委纠纷问题。王荷波、蔡和森在天津调查了解中发现,顺直省委工作未能贯彻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各项决议,群众工作开展得不好,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尤其和工人群众关系比较紧张;而且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还在党内搞家长制统治,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由实行“等待主义”进而实行“关门主义”等。9月,在王荷波、蔡和森主持下,中共顺直省委被首度改组,改由工人党员朱锦堂任省委书记,彭述之改任宣传部长。据北方局给中央的报告:此次改组会“不仅接受了国际训令及中央紧急会一切新方针,而且把北方局过去机会主义的毛病,组织上纪律上的毛病发表无余,群众亦异常兴奋,一反前此消极悲观气象。” 但是,省委改组同时引发了北方局和蔡和森与顺直省委尤其是与彭述之的纠纷。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北方党的工作由顺直省委领导、管理,顺直省委直接受中央领导。蔡和森、彭述之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彭述之等即回北京,蔡和森暂留中央。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中央要求北方各省党组织进行改组。12月4日中央常委会上,蔡和森表示反对,认为北方党刚刚经过改组,情况比较好。会议研究后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见,并任命蔡和森为中央驻北方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蔡和森于12月18日回到天津,发现彭述之在中央扩大会后在天津继续宣传其机会主义观点。并且首次改组后的顺直省委不顾客观形势,于10月盲目发动玉田暴动,致使北方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更导致党内分歧不断升级,地方党组织都要求再次改组省委。1928年 1月中旬,蔡和森在天津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的第二次改组会议。临时中央在2月16日发出的致顺直省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尽管指出了会议存在的诸项缺点,但最    终肯定了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认为改组是必要的,批准改组后成立的新省委。但对于顺直省委重新改组一事,临时中央此前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到承认的态度转变,因此在顺直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另外,在此前后中央对彭述之的态度也使顺直党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彭述之在给中央的答辩中,全面否定了蔡和森及顺直省委揭发他的问题,并对蔡和森在北方局及顺直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蔡和森不得不于2月中旬停止巡视回沪汇报工作。
    正如临时中央2月16日给顺直的信中所指出的,一月改组会议的确存在着没有制定顺直党的总任务及具体方针,有助长极端民主化、机械地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等缺点。再加上省委书记王藻文的错误领导,引发了省委内部新的矛盾。1928年3月,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到达天津,主要负责铁路总工会的工作。鉴于他是中央委员,中央同时责成他帮助顺直省委指导顺直工作。刘少奇到天津后,顺直省委的同志曾要他参加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他也曾向中央及全总提出了上述请求,但中央及全总未予同意,直到5月16日在给顺直省委的信中才指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 这样,导致刘少奇在批评顺直党内存在的错误观念和王藻文的错误时,部分党员不服并联合反对省委,甚至组织请愿团到中央控告省委和刘少奇,使顺直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省委也因经济困难受到同志批评,提请中央立即派员来改组以卸责任。
    1928年6月8日,临时中央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北方形势及工作布置,认为国民党军阀的“北伐” 打到北京后,北方形势动荡,有利于发动群众斗争,但是顺直党的力量较弱,此时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党的工作有可能完全垮台。李维汉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提议派陈潭秋去顺直巡视指导。 陈潭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是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的。此时,顺直问题产生并发展了一年多,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陈潭秋之所以被中共中央挑中派到顺直去整顿组织,可能是中央考虑到陈潭秋在湖北、江西等地工作时主要担负党的组织工作,在开展组织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陈潭秋在自传中也自认为“我对于组织工作比较经验多一点,秘密工作也有相当经验。”

    二
    1928年6月,陈潭秋刚从江西调来,对顺直情况并不熟悉。18日,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顺直工作时,曾指示陈潭秋去顺直后“应注意改变干部的观念并为之订出具体办法”。 陈潭秋在沪时亦曾向中央询问顺直党务情形并请示工作方针,由于中央也很久没有得到顺直的详细报告,无法向陈潭秋清楚交待顺直的最新情况,“只嘱咐我去后考查实际情形,酌情指导并帮助顺直整理一切工作”。此外又作了几点提示让陈潭秋注意:“一、北方民众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幻想,应加以注意。二、发展北方民众反帝运动。三、注意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抗捐税、争自由等),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影响而到我们的影响下面来。四、召集顺直扩大会议,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工作方针。五、目前北方职运策略,应当是有组织的加入反动工会,领导斗争,争取群众,揭露国民党的罪恶。” 26日,陈潭秋乘轮北上,29日到达天津,7月7日与顺直省委接上关系。
    陈潭秋到天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7月9日,他首先听取了顺直省委常委的汇报,并与各方负责同志交谈,了解顺直党的组织与工作状况。顺直党的情形让他“大出意外”,在作了初步的调查和分析判断后,11日,他就顺直党的现状及整顿办法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他认为:“顺直党过去完全在机会主义下生活着,尤其是前年国民军在京津时,整个的党变成了国民军的宣传机关。”“八七会议以后,荷波等北来,为纠正过去不斗争的错误又矫枉过正地不顾主观力量与客观形势,贸然决定总暴动。”而对蔡和森主持的一月改组,陈潭秋认为这次改组本应是“扫除机会主义,重新确定顺直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改造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基础的一个绝好机会”。但是这次改组会议“既没有确定顺直党的政治路线,对机会主义的解释又不正确,”“极端民主化的影响,使党的纪律完全废弛,省委威信扫地”。“顺直党各种不幸的现象,积重难返,都不能不归根于那改组会中及改组会后的恶劣影响。”认为“顺直的根本问题是党的本身问题。顺直工作整顿的办法,应当从整顿党入手。”从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读出,他对顺直党组织出现的问题非常痛心,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党组织面临巨大困难时发自内心的感受,这种感受促使他更加急迫地想解决顺直问题。因此,为了纠正一月改组会议以来的错误,陈潭秋主张必须尽快确定顺直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在与刘少奇会商后,决定于22日召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以“作根本的解决”。
    7月22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于天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天津、北京、唐山、京东、保南、保北、直南、河间、张家口、乐亭、察哈尔等地代表及省委委员、中央巡视员、旁听者26人。会上,陈潭秋作了中央政治报告,省委负责人报告了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及党务等工作。会议吸取了前两次改组的经验教训,首先,通过了《顺直目前政治任务》、《组织问题》、《纪律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等6个决议案,确定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批评了党内不良倾向,强调要对党员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的教育。第二,改组了省委,新省委名单由陈潭秋提出并交扩大会通过,扩大会共推韩连惠、李德贵、郝清玉、郭崇健、杨继录、傅茂公、王廷璧7人为省委常委,常委又互推工人韩连惠为书记。第三,认为“和森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之指导错误,在顺直的党发生了极坏的结果,妨害顺直党的工作至为巨大,扩大会认为和森同志之错误应依政治纪律予以处分,特向中央提出建议。”
    七月扩大会议之后,陈潭秋回到中央。8月10日,他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汇报了顺直的政治、党务情形及召集七月扩大会议的经过。9月6日,在党的六大期间主持国内中央工作的常委在向新的中央常委移交工作时,将顺直问题也一并移交。9日,陈潭秋详细撰写了他此次巡视期间所了解到的顺直党务情形以及7月扩大会的经过,并于次日在新中央常委会议上进行了汇报。会上,刘少奇也就顺直状况作了工作报告。15日,蔡和森向中央常委作了关于顺直工作的报告,承认顺直省委一月改组会议的错误。根据刘少奇、陈潭秋、蔡和森的报告,中央常委详细讨论了顺直工作,提出了对蔡和森等的处分意见,并提议由中央作一个顺直向题决议案和发一个告顺直同志书。
    10月12日,中央做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同时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决议案和《中央告顺直同志书》都充分肯定了七月扩大会的成就,指出“七月扩大会议在顺直党的历史上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是顺直党新生命的开始”,认为七月扩大会议在完成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北方局的盲动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等一月改组会议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肃清改组会以来新发生的各种错误、重新估量顺直主观客观的形势,重新确定正确的党的工作路线与方针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央希望顺直省委和全体同志,努力的切实执行扩大会的正确指示,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迅速纠正他的缺点和补充他的不充分的地方。如果你们仍像过去一样,不执行决议,不注意中央的指示,使扩大会伟大的历史意义,仍归湮没,顺直党的新生命,仍归夭折,你们将变成了党的罪人,革命的罪人。”
    陈潭秋此次到顺直巡视,从7月9日与顺直党组织接上关系到22日主持召开改组扩大会,前后不过十余日。他关注的重心,在于一月“改组后的恶劣影响”,在于把握前进方向的政治路线,在于顺直省委上层领导出现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他对顺直党的群众基础以及基层组织的了解还是比较表象的、浅层次的,而且短短十余日内,要求他深入了解顺直党的群众基础和基层组织状况也是不可能的。七月扩大会议进行组织整顿的重心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追究一月会议以来的错误原因及责任,二是重新确定顺直党正确的工作路线与方针,三是重新组建一套省委领导班子。可以说,7月会议后,中央和陈潭秋对顺直问题的判断都还是比较乐观的,都以为通过新组建的省委把会议决议贯彻下去,问题至此应该得到解决,有一圆满结局。但是无论是中央还是陈潭秋都没有预料到新组建省委的执行力太弱,都没有预想到应从外地抽调足够的有经验的干部去确保决议案能够执行下去,更没有预想到前面遗留的干部、经济等问题会集中爆发出来。

    三
    10月,遵照中央常委会议的决定,陈潭秋又赶回天津传达党的六大精神,继续巡视顺直工作。顺直党的情况让陈潭秋又一次失望了。改组后的省委不仅工作表现平平,7月扩大会议的精神与决议案都还未切实贯彻到各县、市中去,而且在执行各地党员均须重新严格登记这一决定时,采取强硬的命令方式,致使党内矛盾又尖锐起来。10月,京东地区唐山、玉田、遵化、乐亭等县一些党员组织“护党请愿团”反对省委。同时,7月扩大会认为犯有错误而报请中央进行处分的韩麟符、王藻文等人和一部分不满这些处分以及尚待安排具体工作的党员也一起反对省委的领导,致使省委陷于瘫痪状态,无法开展工作。陈潭秋既痛心又焦虑,此时,他才注意从上中下三个层次分析顺直党组织的问题,开始重视顺直党的群众基础。在11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分析指出:“顺直党的下层基础是幼稚得太可怜,中级干部又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省委虽然接受了扩大会微弱的一点无产阶级的意识,但能力过于薄弱,不能在工作上表现,同时,省委自身也还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因此,“顺直党的下层基础、中级干部以及省委都不能担负创造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党的任务,必须由中央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到顺直去”。 在这种情况下,陈潭秋和刘少奇会商后,决定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组成“潭少连”直接处理省委工作,并于10月28日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央委员的名义发出通告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和京东四县党的活动。同时决定由陈潭秋马上回上海向中央进行汇报,并请求中央迅速组织特别委员会来顺直解决一切问题,并指导各地工作。
    10月29日,陈潭秋离津赴沪,到中央详细汇报了情况。中央研究之后,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并作了几条具体指示,要陈潭秋立即返津传达。11月13日陈潭秋返抵天津,并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应即刻恢复顺直省委职权,解散京东“护党请愿团”,京东4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在3个月内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等。并决定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总完全作省委工作,以加强顺直省委的领导力量。刘少奇、韩连惠听了陈潭秋传达的指示以后,于16日写信给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陈潭秋在与刘少奇等人辩论后,愈感顺直党组织问题的复杂。这促使他立足于顺直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7日陈潭秋也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对中央要求恢复省委职权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来津后考察各方情形,始知恢复省委职权在事实上绝不可能,而且只是更加会增加纠纷。”判断“顺直党的旧基础,早已腐烂,必须重新建立起新的基础。”主张“扩大会改组的省委,我们没有理由去解散它,在扩大会以后省委的不力与错误,我们只能认为是现在常委的错误,因此……我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此次中央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不信任巡视员的弊端,使陈潭秋和刘少奇等人在解决顺直问题时威信降低、威权不够,可谓是名不正言不顺,更增加了解决顺直问题的困难。陈潭秋在报告中就此也提出了质疑:“省委职权是我们主张停止的,现在中央既然主张恢复,即认为停止是失当,我们就应当受处分,但中央又派我参加省委工作,又怎样去解释呢?”报告最后建议中央批准10月28日三人通告所决定的组织路线,并请中央“予改组后的常委以处置顺直问题的全权”。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顺直问题。会议吸收了陈潭秋等人的部分意见,但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方法有不足之处;同时指出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解决顺直党内矛盾问题。
    此时,陈潭秋已经深刻认识到顺直党组织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为了帮助周恩来更加顺利的整顿顺直组织,陈潭秋等人分别赴保定、唐山、北平等地调查研究了半个多月,了解各地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汇集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于11月16日主持创办顺直省委党内刊物《出路》,专门反映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情况。 12月11日,周恩来抵达天津,当晚陈潭秋等就向周详细报告了顺直党的状况,并积极协助他找同志谈话,调查了解情况,起草提交扩大会议讨论的各项决议草案,草拟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等等。经过周密准备,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于22日在法租界大吉里31号举行。 陈潭秋和刘少奇轮流主持。会上,周恩来作了重要报告,陈潭秋也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8个决议案。其中,《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回顾了顺直党自“二七”以来的历程,指出了各个时期的主要错误,详细分析了出现这些错误的客观、主观原因以及这些错误的历史联系,最后规定了改造顺直党的任务及具体措施。 会议改组了省委常委,决定新常委由5人组成,会上仅确定了4人:韩连惠、张金刃、刘少奇、郝清玉,韩连惠任省委书记。1929年1月15日,周恩来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关于巡视顺直经过和十二月扩大会议的情况。中央对顺直省委常委名单作了担任变动和补充,决定陈潭秋进入顺直省委常委会,担任宣传部长,刘少奇调走,省委书记仍由韩连惠担任。
    1929年上半年,陈潭秋主要担任顺直省委的宣传工作。从陈潭秋6月2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到:顺直出版了不少党内党外刊物,如《工人画报》、《北京红旗》、《出路》、《斗争》、《工人周报》等等,还编印了数种小册子,还有几种刊物也控制在的党的影响下。 可以说半年来党的宣传工作颇有成效。同时,在顺直省委的安排下,陈潭秋还于4月曾到保南直南地方党部巡视,“出席了保南直南两个各县负责同志会” ,帮助建立了中共邢台中心县委 。4月6日《中共顺直省委关于群众斗争形势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央:“潭秋精神已稍振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开滦五矿工人斗争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中,中央批评顺直省委在唐山出现开滦五矿工人斗争的有利时机时,“不仅未派一得力同志亲自赴唐指导这一斗争,反而在不重视这一运动的主观错误下,同时将省委得力的同志潭秋、庆宇、连会派赴外县巡视;这显然是不了解抓住中心斗争推动中心工作的根本错误。” 由此可以看出,1929年初,可能是对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的做法有意见,陈潭秋的情绪受到了一定影响,曾低沉过一段时间。而新组成的顺直省委也并没有非常倚重陈潭秋,陈潭秋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充分施展的空间。
    12月改组后,尽管顺直党组织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在磕磕绊绊中开始逐步开展工作。12月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周恩来对顺直问题的梳理,离不开陈潭秋的密切支持,离不开陈潭秋对顺直现状的了解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12月会议除了安抚矛盾各方、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调整顺直党组织最高领导层外,还吸收了7月会议政治路线执行过程中的教训,就是会议后从各地抽调一批有经验的重要干部以及足够的物力去武装顺直党的力量,如在宣传方面,派毛泽民偕夫人和印刷工人,携带全套印刷设备到天津建立新华印刷厂,翻印党内书刊及文件通电;派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胡锡奎去任省委宣传部秘书,协助陈潭秋工作;调原《陕西日报》总编刘天章去任《商报》编辑,不久创办《好报》,加强党的政策宣传。组织方面,派柳直荀负责北方党与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任务,并兼任省委秘书长;调薄一波、张友渔、李子昂等人负责特科工作。至于经费方面的支持,尚未找到这方面资料。总之,经过输血后,历经1929年上半年的艰苦调整,顺直省委的工作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发展。宣传方面如上面陈潭秋6月2日报告中所述,可谓颇有成效。至于党的群众工作、党的队伍等方面,陈潭秋也汇报中也都提到了:“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党才开始注意群众运动,在群众中开始有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党在群众中的组织力量尽管在稳固地发展,但仍旧是相当薄弱的”;“就党内情况而言,党的队伍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普通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增强了。过去的错误倾向正在逐步地得到纠正。同志们开始对党有了明确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在少数地区的党组织中,仍然残留有过去的错误观念和倾向。由于种种原因,使省委不能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可以说顺直党组织在某些方面的工作上有一定的发展,但是问题还不少,而且工作开展得相当艰难。
    大约5月底,陈潭秋离开顺直,返回中央,结束了这次整顿顺直党组织的艰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