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成为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代表的原因探析
张玉菡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2辑

    摘要:1922年12月4日至16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既不是团中央执行委员、又对中国青年运动整体情况并不熟悉的刘仁静是凭着何种机缘成为团中央派赴“青共三大”的中国代表呢?新公布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文献中的相关记录,反映了团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刘仁静能够出席“青共三大”,主要原因在于:一、赴会最佳人选张太雷陷于党团事务,无法脱身;二、刘仁静具有流畅的英语交流能力;三、刘仁静1921至1922年在党团内的地位以及时间上的允许是他成为代表的基础。
    关键词:刘仁静  青年共产国际三大  团中央  张太雷

    1922年12月4日至16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下文简称“青共三大”)在莫斯科召开,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参加“青共三大”,对刘仁静来说,如同参加中共一大一样,可以说是人生中的又一大际遇,成为他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后出任团中央委员长的肇端。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刘仁静于1922年9月之前并未在团中央任过职,他是凭着什么样的机缘成为团中央派赴“青共三大”的中国代表呢?团中央的决策又有着什么样的过程呢?新公布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文献,为我们解读这个问题提供了资料。

    一、共产国际四大、“青共三大”及赤色职工国际二大发给中国党团的会议通知何在
    根据正式会议常规推断,作为一次国际性会议,一定会给与会者发邀请信或通知等类似信息,有些还会告知与会代表要求或需准备的汇报发言等相关安排。恰如此言,在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四号上,曾刊出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信中提出“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第二次国际会议的邀请,”要求中国青年社会党 “一定要派一位代表中国的代表,用他的名义发言”,但限于中国青年团的现状,只能“有发言而无选举之权,最重要的就是为报告之用”。这实际上是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主办方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一封邀请信,信中还对参会代表提出了条件:一是“你们的代表,最好是能懂得英语”;二是“你们所举的朋友是你们所熟知,并且相信的,他将完全研究国际青年运动的计划,有他的实际与理想。”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决议“本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承认本团为青年共产国际之一部”。 按照会议常规推测,青年共产国际应该会给作为下属支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来“青共三大”的会议通知,可能是书面信函或电报,鉴于当时的困难环境,也可能采取口头通知。并且,在此前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理应也有类似的通知。如果能找到会议通知,就可以知道“青共三大”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会议人员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这对于理解团中央关于赴会代表人选的决策过程肯定有帮助。但遗憾的是,笔者查找了大量公开出版或内部编辑的著作、资料集、张国焘《我的回忆》和达林的《中国回忆录》,都未找到会议通知,笔者浅陋,特待方家指教。但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致吴廷康的信”中曾提到:“我很希望9月能到莫斯科一行,但内地工作实在离不开,恐不能如愿。” 似是在说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之事,说明陈独秀在6月30日之前就得到了要求他参加会议的通知。新公布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2年5月11日-1923年8月12日)” 中,最早提到委派代表是1922年7月26日。
    二、团中央执委决定“青共三大”中国代表人选的决策过程
    新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赴莫参加“青共三大”的代表人选,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委派刘仁静,而是历经了一个过程,其间且有不少无奈之处。以下摘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2年5月11日-1923年8月12日)”相关决议:
    第十四次会议
    一九二二,七,廿六,于上海
    列席委员:秀松  春木  尚德  和森  存统
    2、议决委派张春木、罗章龙二人为国际少年共产团第三次会议代表。
    第十六次会议
    九月二日于上海
    到者——高,蔡,俞,张,方,陈(C.P.)
    主席——高
    (一)议日[事]程序 (2)赴莫代表。
    (二)决定事项如下:
    2、举定张春木同志为赴莫代表,并〇〇、大林、秋白、士奇、罗觉、述之 等同志出席国际大会发言权代表证书。
    3、改选秀松同志为E.C. 书记,并决定将E.C.在上海,并扩大其事务分配如下:
    书记——秀松,经济委员——大时,先驱编辑——存统,驻京特派员——仁静,注粤特派员——尚德和菊坡。(大时、仁静经通告后二星期内如无反对即任命为E.C.委员)
    第十七次会议
    一九二二年,九,八,上午于上海
    列席委员:和森,春木,尚德,存统,仲甫(C.P.),秀松。
    主席——秀松
    (一)议事程序:
    4、报告——改推刘仁静为赴莫代表。
    (二)议决事项如下:
    1、E.C.不必扩大,大时、仁静取消加入,不再通告各地方团。
    6:主席报告:前次会议决派春木同志[为]赴莫代表,现因别种关系,春木同志不能去莫,所以已由前书记尚德同志向各委员接洽,改派刘仁静同志赴莫为代表。前次派春木赴莫决议正式收回取消。
    第十八次会议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于上海
    列席者   尚德 国昌 和森 秀松 仲甫(C.P.)
    派赴国际会议代表问题
    主席报告:本团此次派赴国际大会代表,前次会议已报告改派刘仁静同志了。今天所以再提出复议,因为前天高丽同志曹勋特来访问这事,他对于我们这样派选代表极不以为然。其理由很长:(一)派选参与国际大会代表理应由全国大会选出,不然,也须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去;(二)要熟悉中国的青年运动情形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因为有许多事都极秘密而为外人所不得知道的;(三)这种代表须有青年运动的经验,中央执行委员的经验无论如何要比别的人充足些;(四)如其这次代表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去,青年国际大会是不能十分信任,关于中国此后一切青年运动的计划和方针都不能确定,这是关于中国青年运动前途。他根据这些意见极希望我们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去。他这次谈话,首先表明他以同志的资格不以国际代表的资格说话的。这次谈话,方国昌同志也在内。我们都认他的话很有理,而且我们这次派选代表也太不郑重了,所以那天我们就允许召集会议,再由中央派选一委员。
    主席报告后,大家认曹勋同志的理由很充足,我们这件事因为受了C.P.的连牵,将春木同志改派刘仁静同志。但讨论结束,决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遣一人赴会。
    和森同志提议派方国昌同志为代表,全体委员同意;但国昌同志以病相辞,另推秀松同志为代表。双方商议久而未决,和森同志说国昌同志如果坚不承认代表,那今天的议案只可取消了。因为中央五个委员中有三人在C.P.派定有事,而秀松同志任上海S.Y.的事不能离去,而且已经去过的;现在方国昌同志可以去而又因病不去。
    讨论结果:众推方国昌同志去,方同志以病坚辞,只得将这提议案取消。
    (二)向青年国际大会的提议
    关于本团进行的计划,根据广州大会所决定的报告。
    此外尚须正式向国际大会提议经济问题。
    速去信催刘仁静同志来沪,商议一切,预备赴俄。
    第十九次会议
    一九二二年九月廿四日晚于上海
    列席者:委员——方国昌,高尚德,秀松。
    C.P.代表——仲甫。
    决议事项:
    (一)方国昌同志起草本团致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即须〔须〕寄到北京,由刘仁静同志带去。
    根据上述会议记录,结合初拟赴莫代表1922年的实际状况,可以对团中央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作一推断:依照青共国际二大邀请信中的要求和高丽同志曹勋的意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赴莫代表,最好是熟悉中国青年运动整体情况、有青年运动经验、能够用英语作会议交流的人。这样的人选当然只有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中才有。而英语好、既是中国团中央执行委员又在青共国际二大上当选为青共国际执行委员的张太雷自然是最恰当的人选,所以1922年7月26日和9月2日拟订名单中都有张太雷。7月26日拟订名单中还有罗章龙,罗章龙在中共一大后一直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8月起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支部书记,1922年下半年正忙于长辛店、开滦煤矿等处工人罢工,显然没有时间,因此9月2日名单删掉了罗章龙。同日决议中给予参会发言权资格的瞿秋白、卜士奇、罗亦农、彭述之4人当时都在莫斯科,达林为青共国际派驻中国代表,〇〇意味着可能还有一人尚未决定。同日刘仁静被任命为驻京特派员,且被通告各地方团任命为E.C.委员。此时刘仁静可能就已经被纳入赴莫开会的考虑人选。8日决议中,刘仁静被取消加入E.C,但由于张太雷被党中央派定事情,不得脱身,因此被任命为代替张太雷赴莫参会的正式代表。

    三、刘仁静成为“青共三大”代表的原因
    既没有在团中央工作过,又不是团中央执行委员,对中国青年运动整体情况并不熟悉的刘仁静为何会被团中央委派为“青共三大”代表呢?笔者以为:
    第一,最佳赴莫人选张太雷此时忙于共产国际代表翻译、党团事务等各项工作,无法抽身前往。
    1922年的张太雷的确承担着诸项党团工作。1、担负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助手和翻译工作。张太雷自1921年下半年从苏俄回国后就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一直陪伴马林左右。1922年4月,马林返回莫斯科汇报工作。青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达林则于3月抵达,张太雷又担负达林的助手和翻译,陪同北上北京、南下广州参加5月5日-10日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2日,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后,张又继续担任马林的助手和翻译。2、担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筹备、起草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主持会议等工作,并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3、接受陈独秀的任命,担负改组、整顿广东党、团组织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广东的形势已经比较复杂,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6月16日,终于发生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在此前后,广东地方党团组织和陈炯明往来密切,违背了中央拥孙反陈的政策。陈独秀发现这一问题后,决心改组广东党、团组织。团一大后,张太雷被派驻广州,帮助广东团的改组工作。 6月10日,张太雷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说:“广东事还待中局来后方有把握,不然很可悲观。” ○116月30日又报告:“广州自此次政变以来,诸事消沉得很。青年团改组后重登记者有四百多,我们团员学生居多,学校因政变提前放假,团员多回家,所以应﹝影﹞响我们的改组甚大。”“群报仍为陈之机关报,要改组费我一人之力能办到”,且“经费困极,我已代负三四百元之债务。” ○12广东政变后,党团中央处分了广东党团领导人,加上陈炯明对共产党活动的禁止,广东党团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状态。张太雷于七、八两月赶回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后,9月8日被团中央派往广东调查该区各地方团情形并监督改组整顿。9月24日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记载:“委员春木同志从广州来信报告,那边团体业已改组,执行委员会已选出,罗绮园同志为书记。广州同志尚有三百人,佛山仍有千余人,潮州、梧州已消灭,其他尚须调查。最后并请中央即照前次决议津贴广州的经费寄去。”○1310月14日,张太雷应在此之前回到上海,他在该晚团中央执委会上报告了广州地方团的情形。4、七、八两月赶回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
    总体来看,担负国际代表翻译工作应该是张太雷无法赴莫参会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在1921年、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除了张太雷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来挑起共产国际代表翻译的担子。另外,广东党团的改组、整顿工作也是牵绊张太雷无法脱身的重要原因。

    第二,刘仁静的英语交流能力是他代替张太雷成为“青共三大”代表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参与国际事务的早期舞台上,语言交流的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青共二大”对赴会代表的英文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团中央在选派“青共三大”代表时自然首先要考虑这一问题。刘仁静1914年进入英国教会办的Wesley College (博文书院),学习英文两年,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1920年升入北京大学本科时是哲学系,但不久就转为英文系。在北大时期,刘仁静已能自行阅读英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曾担任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英文翻译,充分显示了较高水平的英语交流能力。考虑1922年在国内的党团员,能具备这样水平英语交流能力的人并没有几个,在张太雷不能赴会的前提下,刘仁静自然成为合适的替补人选。据9月8日会议记录推断,可能是高尚德推荐了刘仁静。高与刘曾同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成员,对刘仁静比较了解。9月16日会议记录也表明刘仁静所具备的英语交流能力在他成为赴莫代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会议记录反映,14日来访的高丽同志曹勋的意见表明,仅仅委派刘仁静一人参加“青共三大”是令人无法满意的。对照曹勋的意见,刘仁静既不是团中央执行委员,又对中国青年运动整体情况并不熟悉,因此“他对于我们这样派选代表极不以为然”。但团中央并没有因此考虑否决刘仁静,而是“决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遣一人赴会”,这句话说明刘仁静所具备的英语交流能力决定了刘此时已成为必须参会的人选。其他四名团中央执行委员,无论谁去,都不可能像张太雷一样,能直接用英语交流,都必须借助刘仁静作翻译。事实上,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刘仁静代替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主要原因也在于英语表达能力。晚年,他在回忆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说:“我们在大会的发言是由我讲的,而不是由中共代表团长陈独秀讲的。这是因为要在大会上发言就必须使用大会规定的英、俄、德、法,四种欧洲语言中的一种,而陈独秀虽懂英文,但还不能以之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至于瞿秋白虽能用俄文发言,却又不是正式代表,在大会上没有发言权。这样,在大会上发言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 ○14而他只准备了一个英文提纲就上台去讲了,由此可见他能够自如地使用英语发言,足见其英语表达能力不下于张太雷。这件事也说明外语交流能力对于初创的中国共产党踏上国际舞台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张太雷不能成行的情况下,赴莫代表比较理想的安排,应是派遣刘仁静和一名团中央执行委员。但其他四名执行委员,蔡和森和高尚德在中共二大上被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忙于党务事,没有时间,以致于10月30日辞掉了团中央职务。俞秀松负责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也脱不开身,况且俞秀松已经去过莫斯科,团中央希望派遣没有去过的人去。而唯一可以去的团中央执行委员施存统却由于身体有病,坚辞不去。施存统生病是实情,8月15日会议记录中记载:“(7)准存统辞书记职,改选委员高尚德为书记。(8)委员存统因病请假,议决准其请假三个月,从八月五日算起。在此假期中,所遗委员职务,由候补委员冯菊坡代理。”施存统晚年曾回忆他此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此后的会议记录却显示,施存统并没有休息,参加了直到1923年8月12日的团中央执委会的所有会议,这说明当时团中央的确非常缺人手。在这种情况下,仅派刘仁静一人前往与会虽然差强人意,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选择了。
    第三,刘仁静1921至1922年在党团内的地位以及时间上的允许是他成为代表的基础。
    刘仁静1920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北京党团组织的活跃人物之一,以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钻研和对马克思主义滔滔不绝的逢人宣讲而著称,与邓中夏和张国焘共列“北大三杰”,人称“小马克思”。1921年7月,刘与张国焘一起作为北京早期党组织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8月至10月,留在上海协助李达搞宣传,筹办人民出版社。10月,受命到北方组织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先到济南,找到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交代了任务后,同月19日回到北京,11月回上海复命。12月,正式回到北京,参加北京地方团的工作,策划于1922年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三周年时出版《先驱》。在李大钊、邓中夏的支持下,刘仁静自己写稿、组稿、排版、校对,《先驱》作为北京团地委机关刊物如期出版,但出到第3期时就被北洋军阀政府封掉。第4期起,《先驱》迁到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由于身体不适,1922年2月刘仁静回湖北老家养病。○15此间,他写作了《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和《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1922年5月5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不知他何时返回北京,但8月20日《民权运动大同盟将成立》的活动通告显示,他被推为同盟的筹备员,起草章程,说明此时他人已经在北京。○169月24日,他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等14人一起具名发布了《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也表明了他在党团内的地位。显然,此时的刘仁静归属北京地方团组织,但并没有特定的职务牵扯,因此完全有时间到莫斯科去参加会议。
    根据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陈独秀应该在参加完1922年9月24日召开的第19次会议后赶赴北京○17。多年后,刘仁静回忆:“陈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老胡同何梦雄处和我见了面。他正式通知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等三个世界规模的大会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党决定派他、团决定派我、工会决定派王俊去出席者三个大会。” ○18不久,刘仁静把施存统起草的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藏好,和陈独秀、王俊一起化装成商人,匆匆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