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前后张国焘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再思考
张玉菡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2期
    [摘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方与以马林为代表的一方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标志着马林一方的观点取得了胜利,但党内认识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进入实践层面时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也为此后国共合作过程中的坎坷乃至最后的破裂埋下了伏笔。长期以来,张国焘的观点作为争论的一方,多有争议,笔者对张国焘在中共三大前后的主要认识进行了总结,并对其进行了再探讨。
    [关键词]中共三大 张国焘 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方与以马林为代表的一方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党内认识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进入实践层面时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也为此后国共合作过程中的坎坷乃至最后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一、中共三大前后对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
    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所持的基本观点,在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材料以及张国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我的回忆》中都有述及。关于中共三大争论的具体内容,蔡和森在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归纳:一是“联合战线问题”:马林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张国焘等人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二是“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马林等人“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张国焘等人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三是“是否保存产业工人”:马林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张国焘等人则“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基础,应留,而不加入国民党内去。”[1]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也记载了张国焘的观点。[2]蔡和森和瞿秋白都参加了中共三大,且分属于争论的双方,两人所谈的张国焘一方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争论内容,还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留下了大量记载。其中, 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记录了张国焘的观点:“我们应朝着群众性工人政党的方向努力。因此只要国民党与群众有联系,同志们就支持它,北方没有国民党组织,也就谈不上支持它。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会去反对帝国主义者。我们认为会发生反日运动,而不是发生反英运动,在英帝国主义遭到失败之前,反英运动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开展独立活动。虽然现在还没有促使工人阶级形成为独立社会力量的明显的分化迹象,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能够把工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4]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张国焘写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穆辛的信更能反映张国焘本人的观点。该信写于1923年11月16日,距离中共三大闭幕后已经接近半年时间,基本上还是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观点的延续。
    综合上述所言马林工作笔记、马林的信、张国焘的信以及蔡和森和瞿秋白的报告,我们可以把张国焘的主要论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1、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即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认识。张国焘认为“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至于反对英美的民族运动,则是没有的,因此他怀疑“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他的观点是“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5]
    2、对国民党的认识。张国焘对国民党的认识有几个层次。第一,从阶级构成上来说,不同意马林关于国民党是一个由各阶级联合的党,认为国民党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第二,从阶级性、斗争性上来认识,认为“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长期以来,国民党总是“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而对马林认为的“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持怀疑态度。第三,从行动纲领上看,认为国民党“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至今还没有认识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主张先掌权,再建党。[6]
    3、对国共合作的认识。基于张国焘对国民革命的判断和对国民党的认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张国焘从根本上还是主张两党平行联合的形式,即党外联合,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7]
    4、坚持共产党组织独立和保留对产业工人的领导。这两点实际上是在不得不接受马林一方党内合作前提下所保留的最后底限。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8]
    二、几点思考
    综合来看张国焘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认识,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思考和探讨。
    第一,国共合作是否有可能采用党外联合的形式。学者多认为由于孙中山不接受党外联合,所以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惟一形式。笔者以为尚有探讨的空间。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主张的是党外平行联合。国共党内合作的想法肇端于马林。1921年底,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考察了广东的情况后,根据他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经验,形成了“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想法。他在1935年对伊罗生说:“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9] 1922年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他的建议,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在他的衬衫上带回了打印的国际指示,并迅即召开西湖会议,传达该指示。
    从孙中山一方来看,起初碍于国际国内形势,孙对同苏俄建立联系尚有犹豫。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困守白鹅潭期间思想发生改变,他请陈友仁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10]
    此时世易时移,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共产国际在此时向孙中山提出苏俄军事援助、国共两党平行联合、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的提议,孙中山和国民党难道没有接受的可能么?毕竟孙中山更为看重的是苏俄的军事援助,主动权此时掌握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手中。采用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不仅在中共内部有分歧,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国民党人内部都存在分歧。正如张国焘所言:“其实‘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连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都认为“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11]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和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尽管是历史事实,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必然因果关系。两党平行合作也并非没有促动国民革命兴起的可能性。
    第二,张国焘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判断有失策之处。他对国民党的判断过于悲观,过于轻视国民党的作用,没有切实认识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和反对包括英美在内的帝国主义的魄力,对于国民革命在如此短的一两年内就能够兴起是缺乏思想准备的。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一年,孙中山把主要精力放到亲自到东江前线指挥作战以打退陈炯明残部的反扑等军事工作上和组织政府上,而对中共要求国民党的改组消极回应。马林以国民党不改组则不提供援助为条件,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争执,国共两党关系也面临决裂的危险。俄共中央迅速调整策略,调离马林,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改变策略,建议苏联政府提供物资援助孙中山在广东的事业,并说服孙中山下决心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在鲍罗廷的推动下,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成功改组。张国焘在致维经斯基、穆辛的信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笔者注:即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12]事实上,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但同时也成为一把双刃剑,制约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余地。如果按照张国焘的判断:“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政党还需要几年时间”[13],中国还谈不上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 一场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在短时间内不会有的,“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14]的确很难想象国共合作会在1924年初得以实现,1925年国民革命运动会迎来高潮。
    第三,在中共三大决议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前提下,张国焘所一再强调的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工农阶级力量的重视是有积极意义的。张国焘的出发点是站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在上海党员开会讨论提议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时,张国焘正巧在上海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会议上一些同志认为他的意见是“破坏”,但是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后,大会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张国焘总结说:“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15]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上,忽略了保持党的组织的独立性和党自身的发展,到1924年5月党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才引起重视,得以纠正。
    第四,长期以来,关于中共三大上的争论,一直有马林右倾、张国焘左倾的说法。有学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思想认识问题……党员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进行热烈的争辩,最后形成决议,这是正常现象,符合党的组织原则。”[16]笔者也同意这种判断。但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马林右倾、张国焘左倾”的说法,并不是出自后人的判断,而是当事者张国焘的自我认知。马林1923年5月30日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中披露:“前赴莫斯科的中国张国焘同志昨回抵广州。他告诉我,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你们两位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而我则是右派。”[17]马林对此很不满,表示并不苟同这种划分左与右的做法。另外,马林工作笔记记录,张国焘自认是左派,并希望中共三大通过略左一点的决议。[18]此后,关于“马林右倾、张国焘左倾”的说法一直延续下来。如蔡和森在1926年所作的党史报告和1928年6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也都提到中共三大存在左、右两种倾向。但资料显示马林并未自认为右倾。追根究源,这种左与右的表述还是来源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并在此后党的发展中影响匪浅。

参考文献: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48. 173. 48.
[3][18]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41-242.
[4] [12] [13][15][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81.508.505.506.449.
[5][6][9][14]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97-199.196-199.27.197-199.
[7][8][11]张国焘.我的回忆[M],东方出版社1980:301.301.299.
[10][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26.
[16]肖甡.关于中共三大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争论[J] .中共党史研究,1992,1.